2021年10月15日，我继续在河南博物院参观，来到了第三展厅，主题是宅兹中国，时间是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如北斗处于天之中心，古代统治者也认为王者须在天地之中建造自己的都城，以应天命。古书记载，自夏代开始，统治者就有了“求中”的实践。何尊中所铸的“宅兹中国”铭文，是古人择中建都实践的最好诠释，也是最早“中国”概念的产生。洛邑成周作为与宗周并立的统治中心，西周初年，周王和大臣曾居住于此，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精美文物即展现了成周作为西周东都的文化面貌。三代礼制相因袭，有继承也有创造。鹿邑长子口墓具有浓重殷商文化特征的器物表现了周承商制的这种文化传承。周公制礼作乐，规范宗法礼制，三门峡虢国贵族墓地和平顶山应国贵族墓地的文物组合则是这一礼制现象的物化表征，体现了周人的文化创造，将早期国家的礼制推向了成熟。
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的玉柄铁剑，文物所处时代是西周晚期，器物规格通长34.2厘米，柄长12.2厘米，剑身长22厘米，叶宽3.8厘米，玉剑茎最大直径1.8厘米，出土时间是1990年，出土地点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的虢季墓。西周初年，武王“封建亲戚，屏藩宗周”，担当护卫周王朝东西两京屏障的，是文王的两个弟弟、武王的两位叔叔，虢仲、虢叔。他们被封于虢，虢叔封于制，在河南荥阳，史称东虢；虢仲封于雍，在陕西宝鸡，史称西虢。是时，东虢据虎牢天险，可防止东方殷商遗民作乱，屏蔽成周洛阳；西虢镇守关中西部边关，可防戎、羌、狄族侵扰，直接拱卫周都镐京。两个封国的百姓，当同出荥阳虢地（西虢百姓当是东虢移民）。虢地百姓，英武善战。虢从字面上看，就是徒手搏虎。武王的两位叔叔是姬姓王族，是因被封于虢，才称为虢仲、虢叔的。《左传》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虢仲封在西虢，因西虢护卫王室西北边境，且不远周王，其历代国君，均在王朝担当要职，约略是宰相之位。西周晚期，西虢不堪犬戎侵扰，东迁到三门峡一带。之后王室东迁洛阳，西虢护卫的，还是王朝西大门。西虢是安内攘外，是打出来的军事强国。虢季陪葬车马坑南北长61米，东西宽21米，随葬战车46辆、战马60余匹；而在虢国国君兆域区内，考古学家经过钻探，已发现大型车马坑12座、中小型车马坑20余座，战车150-200辆、战马300-500匹。这种兵强马壮的场面，正是西虢军事强国的写照。
考古学将漫长的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玉柄铁剑玉柄、铜芯、铁身，集昨天、今天、明天于一剑，它的发现，标志着作为社会生产力新代表的铁器已经萌芽，预示着我国的青铜时代行将过去，宣告铁器时代，也就是封建社会，即将来临。西看秦皇兵马俑，东看虢国车马坑，“中华第一剑”在虢季墓出土，当为历史之必然。中华第一剑昭示着铁器时代降临中国，其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与“铁军”诞生，必将摧毁周初“封建亲戚，屏藩宗周”建构，新的大一统的秦、汉帝国，行将崛起于东方，玉柄铁剑刺开了泱泱华夏的铁器时代，玉柄铁剑尽管已经是锈迹斑斑，剑身与剑柄断开了，但岁月不能掩埋它昔日的光华，正是这把玉柄铁剑，一下子把中国冶铁史向前推进了200年。因为有了冶铁，200年可以把一个旧世界改换为一个崭新的世界。
玉柄铁剑属西周晚期器物，剑身插在精心制作的牛皮鞘内，剑外有丝织品包裹的痕迹，剑柄是由和田青玉制成，仿佛一株破土而出的竹子，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君子，竹节分明，玉质细腻，温润光滑。剑柄中空，里面插有铜制的芯，连接剑身和剑柄。君子佩剑，君子佩玉；梅兰竹菊，竹是君子，如果联系起来解读着一系列中国特有文化精神，不难发现，“中华第一剑”不但改变了中国的物质世界，也缔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由于埋藏久远，剑身已断为两截，鞘身也因锈蚀与剑身粘在一起，无法剥离。经过专家研究发现，这柄剑竟然是一块炼渗碳钢，而炼渗碳钢就是由块炼铁经过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而成，所铸器物也因此更锐利、坚韧。玉柄铁剑制作精美，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体，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它的发现，标志着作为社会生产力新代表的铁器已经萌芽，预示着我国的青铜时代行将过去，宣告铁器时代即将来临。
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的莲鹤方壶，为春秋时期的文物，器物规格通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出土时间是1923年，出土地点在河南省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莲鹤方壶有冠盖，器身长颈、垂腹、圈足，该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以植物为图案，中间平盖上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壶颈两侧用附壁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小兽，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此器融清新活泼和凝重神秘为一体，被誉为时代精神的象征。莲鹤方壶说明中国艺术审美早于孔子１００多年，就已从“错彩镂金、雕缋满眼”中突出一个活泼、生动、自然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立的表现，把装饰、花纹、图案安排在器物的底部，从真实自然界取材，不但有跃跃欲动的龙和螭，而且还出现了植物莲花瓣。表现了春秋之际造型艺术要从装饰艺术独立出来的倾向，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
鹤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语言，在中国文化中，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象与意象之一。《逸周书·王会》曰：“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职来献。欲垂法厥世，作王会。成周之会，上张赤，张阴羽。”西周初年，洛邑建成，周成王大会诸侯，是谓“成周之会”。“成周之会”是王朝的国家典礼，在这样的典礼上，成王为大会诸侯搭建了最具象征意义的帐篷。这帐篷就装饰了鹤之羽。西晋初年五经博士孔晁曰：“帐也，阴，鹤也。以羽饰帐。”《易经》云：“鹤鸣在阴。”《相鹤经》亦云：“鹤，阳鸟也，而游于阴，鹤七年一小变，十六年一大变，百六十年变止，千六百年形定。体尚洁、故其色白；声闻天、故其头赤；食于水、故其喙长；栖于陆、故其足高；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寿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宗长、仙家之骐骥也。”鹤是游走阴、阳两界的仙鸟，同时也是王者、仙家的骐骥。贾湖骨笛、鹤鱼石斧图都是史前最为重要的神器。贾湖骨笛是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与天沟通的神器，用鹤的尺骨制成；鹤鱼石斧图彩绘在陶缸上，缸内装成人骨骸，作为成人瓮棺使用，一般认为与灵魂升天的祈望相关。史前神器，总是与鹤发生关联。驾鹤成仙，是一个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梦想与追求化为造型艺术，就是莲鹤方壶盖顶上的那只昂首挺立的青铜之鹤；青铜之鹤寄托与承载的，是一个时代飘然成仙的梦想与追求，激荡起中国文人骨子里的那份浪漫主义，让中国语言艺术、音乐艺术与造型艺术等，都瑰丽起来。
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的云纹铜禁，所处时代是春秋时期，器物规格纵长131厘米，横长67.6厘米，高28.8厘米，身宽46厘米，重94.2千克，出土时间是1978年，出土地点在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云纹铜禁为承置酒器的案，此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如编织中国结一般，筑成铜禁禁体的朵朵云彩，铜梗共有５层，最内一层铜梗最粗，作为梁架；每根梁架两侧，伸出数条支梗，一如搭建建筑构件的斗拱。支梗纵横交错，相互卷曲盘绕，却又互不相连，都在单独以最内层、也是最粗的铜梗梁架作为支撑。如斯这般，重叠５层，美轮美奂。禁身四周，攀附的12只龙形怪兽有序排列，它们曲腰卷尾，探首吐舌，把嘴巴伸向禁体中心，不但形成群龙拱卫的艺术造型，还似垂涎酒的醇香、贪恋酒的美味。禁体之下，有序蹲伏着12只虎形异兽，张口吐舌，似不堪重负，似气喘吁吁，与禁身共同构建而成的铜禁，恰似在云游青天，那飘荡的朵朵祥云把铜禁装点得腾云驾雾，似梦如幻，飘然欲仙，构筑起铜禁的庄严、神圣。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造型奇妙，铸艺巧夺天工，霸气自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云纹铜禁整体用失蜡法铸就，文献所见中国最早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在唐代初年《唐会要》说，高祖武德年间铸造开元通宝，用的就是失蜡法。因失蜡法文献所见较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失蜡法工艺源自印度。云纹铜禁的出土，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1100年，此禁铸造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52年，因为墓主子庚是年而卒。由此，学界认为失蜡法铸造工艺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相当成熟，它不是舶来品，是中国固有的三大传统铸造技术之一。云纹铜禁厚重庄严，剔透玲珑，铸造工艺巧夺天成，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失蜡法铸件，成为我国冶金史上的里程碑。酒禁非常罕见，目前只有三件，另两件在美国纽约市博物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但那两件，是没法与云纹铜禁同日而语的。云纹铜禁１米多长，霸气十足，主人是楚国令尹子庚，也就是那位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中国64件文物永久不准出国（境）展览，云纹铜禁名列其中。在这个《禁止目录》中，涉及河南博物院的藏品共有两件，另一件就是莲鹤方壶。
禁是承置酒器的案具，起于西周初年，灭于战国时代。之所以称“禁”，盖因周人总结夏、商两代灭亡之因，均在嗜酒无度。在中国历史上，禹可能是最早提出禁酒的帝王，相传“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夏、商两代末君，都因沉湎于酒而国家破亡。周鉴于此，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民众聚饮，押解京城处以死刑；不照禁令行事执法者，同样治以死罪，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诸侯虽在祭祀时可以饮酒，甚至违法饮酒，但承置酒器的案具却烙下中国第一个“禁酒”时代的印痕，名曰“酒禁”。楚庄王之后，令尹一职全由王室公子垄断着，司马、县尹等重要职位，也主要由公子担当。由此，楚国形成一个以王室公子为主的政府统治集团，楚国进入“公子执政”时代。公子执政，群龙共舞，楚国王子势强逼主，叛乱杀王事件更是不时发生，时人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楚国将相之才背井离乡，如伍子胥、范蠡、文种、李斯等；礼乐之法混乱，政治变革滞后，让貌似强大的楚国失去统一中国的机会。当“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后，作为楚国先王裔孙的屈原，也就只能在《国殇》中凭吊秦、楚大战中阵亡的８万多楚国将士了。
七璜联珠组玉佩，玉器，西周晚期文物，通长约87厘米，1991年三门峡虢国君主“虢季”号墓出土。随葬各类器物约五千二百九十三件，其中玉器九百六十七件（颗）。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墓主人胸前的这件大型的七璜联珠组玉佩，整组玉佩结构复杂、组合规整、饰纹精湛，让人赞叹不已，使人不难想像墓主人生前佩戴时的轩昂气度和雍容仪态，也是虢国君主虢季身份地位的标志和象征。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由七件大小递增的玉璜由上到下，由小到大依次递增，各璜之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琉璃串珠连缀而成。其上与一组以长方形或长条圆形玉管间以双行玛瑙珠组成的项饰相联，挂于颈上，而达于腹下。七件玉璜的纹饰以形态各异的龙纹或人龙合雕体纹为主，这组玉佩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周代组玉佩中形制与联缀方式最为规范完备的一组。这组佩饰以青白色玉璜为主体，复以红、蓝二色珠、管点缀其间，真可谓璀璨夺目，华丽无比。从这组玉佩的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磋、琢、磨等玉器的加工技术，器物表面抛光整修，柔润细腻，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钻孔方法有单面钻与双面钻两种，也就是说当时的虢国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琢玉工具。
第四展厅的主题是逐鹿中原，时间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周王东迁，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于是列国纷争，霸主频出，都以逐鹿中原为目标。自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以来，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不同形制的鼎，不仅是诸侯国文化多元性的体现，也是列国对于霸权争夺的象征。河南地区形成了以三晋为代表的中原制器风格和楚国制器风格，并各自对周边小国产生影响，这是东周时期以晋楚争霸格局为主导的整体形势的反映。楚国因为占据了南阳盆地，扼夏路通道，筑关隘、修长城，依方城之固、汉水之险，成为楚国自庄王问鼎中原以来雄心豪长的心理依托。统治权力的不断下移，也给固化的社会阶层带来了冲击，在此背景下，诸子百家争鸣、元典创制，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就此形成。
虢仲盨，青铜器，西周文物，通高24.3厘米，腹长30厘米，宽20厘米，1991年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该青铜盨呈椭方形，口稍敛，鼓腹圈足，兽首双耳，圈足正中有弧形缺，盖隆起，可以卸置，上有四个不相连接的翼形钮。钮上饰回首夔龙纹，盖沿、器口沿和圈足均饰S形窃曲纹，盖顶和器腹饰瓦垅纹。器盖、器内底有铭文14字：“虢中乍虢妀宝盨，子子孙孙永宝用”。中即仲，为排行，是作器者。妀同妃，虢妃应是嫁到虢国的妃姓女子，是器物的所有者。属于虢妃的器物陪葬在虢仲的墓中，说明两人关系一定十分密切。墓主虢仲是西周晚期赫赫有名的人物，时任周厉王的卿士，辅佐厉王南征淮夷、酿成国人暴动、被史书称为嬖臣。其字虢公长父，死后谥为虢厉公。两周时期，婚姻绝非单纯的男女婚配之事，它也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两周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频繁，需要“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来结成联盟，加强自己的力量，故“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盛，孝也，礼之始也”。但当时联姻的基本准则是同姓不婚，虢国是姬姓诸侯国，是周族的嫡系，在诸侯国中赫赫有名。许多异性诸侯与虢国联姻，以求得政治上的庇护。一些青铜器，真实地记录了虢国的对外联姻情况。
嵌绿松石铜剑，青铜，春秋晚期，通长41.3厘米，该剑由四个部分组成，从左至右依次为剑身、剑格、剑茎和剑首，1980年出土于河南省固始县，现藏河南博物院。剑身中部起脊直达剑锋，剑刃至剑身约三分之一处内收，前聚成锋。剑身表面略内凹。剑格表面镶嵌绿松石，剑格与剑身基本平齐。柱茎，茎上有双箍，箍上也镶嵌有绿松石。圆盘形剑首，上有12道圈。剑格基本与剑身平齐和茎上有双箍是这一时期青铜剑与后世剑在形制上的主要区别。关于剑的起源，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非常多，最主要的有两种观点，其一是黄帝作剑说，《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其二是蚩尤作剑说，《管子·数地篇》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恺、矛、戟，此剑之始也。” 统合两种观点，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剑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中原地区。关于剑的使用，传世文献也有很多加载，《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后周武王在朝歌对纣王尸体“击之以轻剑，斩之以黄钺，散宜生、太颠、夭皆执剑以卫武王。” 《左传》中十多处关于剑的记载，其中有两处是剑用于战事、格斗的记载，一处是昭公二十七年“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剌王”，另一处是昭公二十一年“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当时宋国发生叛乱，叛乱得到了南方吴国的支持，齐国出兵帮助宋国，齐宋联军击败吴军，但叛军又击败了宋军，当时齐国大夫乌枝鸣戍守宋都，见情势危急，虽说了如上的话。随后率军在新里击败叛军。剑在《战国策》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但从《齐策》卷六“大冠若箕，修剑拄颐”的记载来看，应属于铁制剑。青铜剑的长度很难达到“修剑拄颐”的地步。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青铜剑至少在商末周初就已经应用于战事，成为军中的制式装备。
蟠虺纹铜盖鼎，青铜器，春秋晚期，通高35厘米、口径31厘米，重5.6千克，1966年河南潢川县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蟠虺纹铜盖鼎为子母口，深腹，腹之两侧各附一方直耳。圜底，其下接三兽首蹄足，足外撇。盖顶中央有一六柱环形捉手，盖正中饰圆涡纹，外饰三周绹索纹和两周蟠虺纹，盖沿饰三角云纹一周。耳上饰几何纹。腹饰蟠虺纹两周，绹索纹一周。该鼎腹部的主题纹饰，蟠虺纹，是春秋中期青铜器纹样装饰新潮流的一种标志。蟠虺纹又称“蛇纹”，是以盘曲的小蛇的形象，作蟠旋交连状而构成的几何图形。它与蟠螭纹（指以两条或更多的小螭龙相对纠结，作为花纹单位重复出现的一类纹饰）基本同时自春秋中期出现后，在青铜器上流行了几百年之久。这件青铜鼎上蟠虺纹样的制作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模印工艺。而模印法，只需雕刻一次纹样印模，即用事先制作好的刻有花纹的陶质或木质的小块方模，趁陶范尚未全干时，在其上拍印纹样，这种方法常常用于模印连续的花纹，即若干组图案花纹是同一种图案的反复和连续。模印法的发明，节约了人力、物力，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经考证，这批铜器应是蔡国的遗物。蔡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国之一，从西周初立国到战国中期灭亡，历时约700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十二诸侯之一。当其全盛之时，疆域东起皖西一带，西抵伏牛山区，南迄大别山麓，北达颍沙之滨，地跨汝、淮二水。西周时期蔡国“南捍荆楚，而北为中原之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春秋中期却成为中原诸侯中最早臣服于楚的国家，春秋晚期又转而依附吴国，至公元前447年终为楚国所灭。蔡国都城历经三迁，始都上蔡，后迁新蔡，再迁下蔡。蔡国历经坎坷，几度兴亡，在华夏文明史上写下了斑斓多彩的篇章。
木瑟，春秋时期，河南固始县侯古堆出土。瑟是古史记载中原始的丝弦乐器之一，它有二十五根弦，是根据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瑟复制而成的，瑟码很低，由两排组成，演奏时左右手交替配合，汉画像砖上的弹瑟场景也说明了这一点，瑟可以在不变色码的情况下转多个音调，十分方便。高音区清脆、中音区明亮、低音区浑厚，饱满是瑟的特征之一，瑟音域宽广，可独奏、合奏。早在上古时期就流传着许多擅长鼓瑟吹笙的音乐家，孔子从卫国师襄学琴，郑国师文如痴如醉膜拜瑟前，魏师旷，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更是千古流传。古人言：“伏羲作瑟、伏羲作琴”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一位造乐之神。“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今日宾朋满座，琴瑟的乐声，如流水，如凤鸣，如南风，如月行，引我们走进大自然深深的芬芳里。
郑国东周祭祀遗址编钟，青铜乐器，春秋中期。镈钟 4件：通高34.40～25.80厘米；铣长27.30～20.70厘米；舞修18.70～14.40厘米。钮钟20件： 通高29.10～14.10；铣长23.70～11.20 ；舞修13.50～6.30厘米。1996年河南省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河南博物院藏。郑国是春秋以来兴盛起来的诸侯国之一，曾以“郑声”闻名于世，新郑郑国祭祀遗址青铜乐器的发现，陆续出土窖藏编钟9组，数量共计206枚。这一批编钟各组的形制基本一致、铸造规范，制作产生的时代也较为集中。钟悬规则一致，为二十件钮钟和四件镈钟的编列组合。对于研究春秋郑国一带编钟的制作、音乐性能和礼乐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镈4件的造型及纹饰基木一致，形制均为合瓦形、钟口及舞部平齐，钮为龙首凸字形，钲部素面，乳钉状钟枚36个分布于钟腔面，篆部饰变形的云雷纹、鼓部饰对称的回首龙纹。于口有较宽而薄的内唇，自唇沿向唇根部逐渐加厚，断面呈锐三角形。其上多作调音锉磨，两正鼓、两铣角内的锉磨更为明显。钮钟20件，分为两组，各10件。第一组纽钟造型及纹饰基木一致，钟体较厚实、呈合瓦形。平舞，于口弧曲较大。环纽略呈方形，纽体多呈扁圆柱形，上饰绳纹。腔体两而均有36枚，枚作螺旋形。舞、篆饰云纹，鼓部饰三角纹和云纹。四侧鼓内有低平音梁各1条。于口有三棱状内唇，其上多作调音锉磨，两正鼓、两铣角内的锉磨较甚。第二组纽钟形制基木同第一组，纹饰略有区别。在钟的正鼓部纹饰中增加了团蛇纹，作为正鼓音的敲击点标志。方环形素纽，大部分钟都有音梁设施。
乐器是音乐发展、流变的主要物质载体，它负载和体现着中国音乐发展的脉络和丰富的信息。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走向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人们逐渐从传统礼乐制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创造更加关乎人本身和追求思想精神的音乐。青铜乐钟作为贵族礼乐制度的重要承载物，其功用和内涵，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延展。随着近些年来音乐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东周时期众多不同形制、不同编列方式的青铜乐钟群的发现，正在改写中国先秦音乐的历史。而对这些编钟功能和演奏的复原研究，也支撑起中国先秦音乐音响的重构空间。随着新郑音乐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结合有关中原东周时期古代文献记载，为我们深入探寻中原区域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指明了路径。新郑祭祀遗址所出土的编钟共9组206件，经过测音可知，每组编钟额音域超过三个八度，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音律和谐，音色动听，能够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旋律，较此前的西周乐钟在音阶排列上有明显的进步。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春秋中期郑国编钟，都是4件镈钟与20件钮钟的结合，上层钮钟用于演奏旋律，而下层镈钟则可演奏低音和声。通过测音数据以及对所做复制件的演奏和研究可知，其中高音区用于演奏旋律的两排钮钟，突破了西周以来“角、徵、羽、宫”四声主要骨干音的传统，其音列设计已经是七声齐备。 音乐性能较之前世有重大的提升，这批编钟的悬挂方式、音位编列、演奏方法，音阶的排列密度带来了演奏丰富旋律、急促多变节奏的可能性，因而就带来了郑国音乐的全新风格。为寻觅湮灭已久之“郑声”的乐律特征和风格，提供了极难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