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逐步完善，如今最方便、最经济的旅游方式，要数坐火车+逛博物馆。博物馆免费，火车票实惠，都具有公益性质。如果时间充裕，“坐着高铁看中国”可作为出行的首选。
博物馆作为城市的文化客厅，是认识城市历史、探寻发展脉络、感悟文明底蕴的重要窗口。自从全国各级公共博物馆2008年免费对外开放后，参观人数节节攀升，“逛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时尚，很多人甚至因为一个馆、爱上一座城。
2022年7月下旬，本着“节约闹革命、省钱游天下”的原则，乘坐火车来到浙江杭州、湖南长沙、安徽合肥，4天时间游览了6家博物馆，在享受公益事业福利的同时，再次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不已，对能工巧匠的用心创造由衷佩服，对文物工作者的精心维护心生敬意，更懂得要敬畏历史、尊崇艺术、珍爱文明。
这次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湖南博物院、长沙博物馆、安徽博物院4家综合性博物馆，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安徽省地质博物馆2家专业性博物馆，如果算上宁夏自治区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2家的特展，实际上是 4+2+2，内容丰富，干货满满。饱览了玉石器、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等展品，见识了许多重量级文物，如浙江省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琮王”良渚文化玉琮（禁止出境），中国第一古琴唐代“彩凤鸣岐”七弦琴，越剑双绝之一的者旨於睗剑；湖南博物院的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西汉直裾素纱襌衣（禁止出境），器身与器盖分离近一个世纪的“方罍之王”商皿方罍，体现春秋时期“沐浴之礼”的铜浴缶；长沙博物馆的长沙彩瓷，中国最早能成编演奏的商代青铜乐器乳钉云雷纹编铙，罕见的五山纹、六山纹铜镜和五代十国铁钱，“要想穷就烧红”的宝石红釉盘、豌豆红釉瓶、铜红釉执壶；安徽博物院的国内体积最大的青铜圆鼎铸客大鼎（禁止出境），罕见的薛家岗多孔石刀，代表宋代影青瓷烧最高水平的莲瓣纹注子注碗，见证通过联姻加强两国同盟关系的吴王光鉴；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世界最大的“中国皇帝”菱锰矿晶体；安徽省地质博物馆比恐龙还要久远的柔腕短吻龙鱼龙化石。还有很多“之最”“唯一”，如世界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陶器，中国最早最重的新石器时代玉猪，最早的青铜镈，最重的铜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人体雕像、石戈，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标本，最早的“免税通行证”战国鄂君启金节，最早的黄金铸币郢爯，最为完整的图腾标志鸟形神器，张幅最大的纸币“大明宝钞”，新石器时代唯一的13孔石刀，唯一以马为主体纹饰的铜簋，唯一的女性文字永江女书，填补中国司法史一项空白的东汉象人，填补中国早期彩塑空白的北宋泥塑彩绘观音立像等。学到了鼎、鬲、甗、盨、簠、簋、觚、爵、斝、尊、卣、罍、壶、匜，铙、铙、镈、钲、鼓、錞于，以及检封、蹶张、黄肠题凑、三藩反叛、“巢父饮牛，许由洗耳”等方面的知识。真是旅游长见识、行走即读书。
我这次参观的是武林馆区，位于西湖文化广场，主体建筑共四层，以历史陈列为主。另外的孤山馆在西湖孤山南麓，单层建筑，以文化和文物展览为主。
武林馆区是主馆区，馆藏文物八万余件，其中河姆渡文化遗物、良渚文化玉器、越文化遗存、五代吴越国及宋代佛教文物等富有地域特色。同时挂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牌子，陈列革命历史文物。十大镇馆之宝中有9件在这里：双鸟朝阳纹象牙碟形器、玉琮、春秋伎乐铜屋、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北宋泥塑彩绘观音立像、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元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唐“彩凤鸣岐”七弦琴、万工花轿（另外1件五代吴越鎏金银阿育王塔在孤山馆区）。此外还有西周龟纹青铜盂、战国凤鸟纹铜插座、西汉铜凫尊、南宋衔环铜虎、北宋石阿弥陀佛坐像、瓯窑青瓷点彩鸡首壶、明沈周有竹庄图轴等精品。
四层楼的展厅分布为：地下一层为临时展厅；地面一层为基本陈列“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地面二层有2个展厅：“钱江潮——浙江现代革命历史陈列”展厅、“形而上下——宋韵视野下的龙泉青瓷”展；地面三层有4个展厅：“非凡的心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古琴”展厅、“意匠生辉——浙江民间造型艺术”展厅、“十里红妆——宁绍婚俗中的红妆家具”展厅、“古物影——黄宾虹古玺印收藏展”。镇馆之宝中的7件在一楼，唐琴和花轿在三楼。
最值得花时间参观的是一楼基本陈列“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分为“文明曙光”、“古越王国”、“三吴都会”、“东南翘楚”、“繁庶两浙”五个单元。
陶器（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发现于2000年，主要分布在浙江中南部低山丘陵之间的河流盆地，距今约1.1万年。上山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文化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上山文化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2022年9月1日上山文化以“一粒稻米的故事”登上央视《开学第一课》。
象牙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笄（JĪ），古代女子用来固定发髻、男子用来固定冠帽的用具，除了发饰功能，还是“分贵贱、明等威”的一种象征。皇帝、皇后和一些有身份的皇亲国戚用玉笄，士大夫的妻子用象牙笄，平民只能用骨笄。河姆渡文化1973年发现于浙江省宁波余姚市河姆渡镇，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距今约7000年。
骨哨（河姆渡文化）。截取鸟类肢骨制成，不仅是一种原始乐器，在狩猎活动中也被用来模仿禽鸣而诱捕动物。
镇馆之宝之一，双鸟朝阳纹象牙碟形器（河姆渡文化）。外形为一块扁平似蝶状的象牙，长16.6厘米，宽6.3厘米，厚1.2厘米。器物上有6个小孔，还刻有双鸟朝阳纹。其作用至今没有定论，可能是一种祭祀用具，也可能是捕猎工具，或者是古人的图腾。
镇馆之宝之一，玉琮（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重约6500克。琮体四面都有完整的神人兽面图，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良渚文化1936年发现于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距今约5000年。
印纹硬陶器（商、西周、战国）。陶瓷是古人日用器物的主流品，从陶至瓷历经数千年。印纹硬陶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成熟于商代，兴盛于西周，春秋战国后逐渐衰微。
原始瓷镂孔长颈瓶（战国），肩腹部镂刻有三组规则的三角形孔和S纹装饰带。原始瓷是在印纹硬陶的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萌芽于商代，成熟于东汉时期。陶器烧制温度700～1000度，原始瓷器需1100度以上。
凤鸟纹铜插座（战国）。通高16厘米，边长6厘米。座体每面饰阴刻宽体凤鸟纹六组，四角以跪俑为垫脚。该插座精致小巧，可能是摆设件或辟邪器的基座。
镇馆之宝之一的春秋伎乐铜屋外借展出了，网上找了一张，过一下眼瘾。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座先秦时期的青铜房屋模型。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房屋正面没有墙和门，仅立着两根柱子，呈透空格子状。室内跪坐六人正在奏乐，分别呈击鼓、抚琴、吹笙和咏唱等姿态。
青铜䖜鼎（春秋）。鼎呈圆形，直口短颈，覆盘式平盖，盖面饰宽弦纹和蟠螭纹带，中心有双头螭形小钮，钮中贯以绞丝纹圆环，盖面外围匀布三个凤鸟形立钮。腹部为球鼓状，中段主纹带为圆涡纹和矩螭纹相间，上段纹带为三角形蝉纹，下段纹带为三角形填云雷纹。鼎盖内和鼎肩部各有铭文44字，文字相同，内容一致，记述了徐国殽尹䖜自制汤鼎的目的和美好愿望。䖜，古汉字，读YÍN，两虎争声之意。
镇馆之宝之一，越王者旨於睗剑（战国）。通长52.4厘米。剑体表面光洁无暇，几乎没有锈蚀。剑首为圆盘形，箍饰变形兽面纹，茎绕丝质缠缑。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正面为戉王戉王；反面为者旨於睗。其中者旨（ZHŪ JĪ）是剑主人越王（戉王）的姓，於睗（YÚ SHÌ）他的名字（勾践之子）。这把剑与现藏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并称越剑双绝。
铜凫尊（西汉）。凫 (FÚ），水鸟，俗称野鸭。用凫形铸酒尊，是取鸭子出入水中而不溺之意，提醒饮酒者以礼自防，不可沉湎败德。
铜鸠杖杖首（西汉）。鸠杖在古代为敬老之物，因杖首顶端立鸠鸟而得名。西汉从汉文帝开始“以孝治天下”，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七十岁以上赐鸠杖，老人不仅受到尊敬，还能享受照顾，进出官府衙门不受礼节约束。为什么用鸠鸟做装饰？一说鸠是“不噎之鸟”，用作饰物寓意“老人不噎”，祝福健康长寿；一说与远古先民的鸟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
凫首柄铜鐎斗（唐代）。鐎（JIĀO）斗是古代打仗时行军中用的炊器，底有三足，旁有持柄，流行于两汉魏晋，唐宋逐渐消失。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浙地区瓷器制作比较发达，出现了很多有名的窑厂，如绍兴等地的越窑，温州地区的瓯窑，杭嘉湖西部的德清窑，金华的婺州窑，江苏宜兴的均山窑等。
越窑形成于汉代，三国至西晋繁荣，唐至五代全盛，南宋停烧，以烧制青瓷著称，也有少量黑瓷。瓯窑因地濒瓯江得名，始烧于汉，盛于三国至晋，唐代复兴，宋代衰落，瓷胎呈灰白或淡灰色，产品种类与越窑大体相同，器形略有差别。德清窑的年代为东汉至南朝，历史不长，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瓷窑，以生产黑瓷为主。婺州窑始烧于汉代，元以后衰落，唐代以生产茶碗而闻名。均山窑的年代为东吴后期至西晋，釉色青中偏黄，造型和装饰与越窑相似，陶瓷界将其归入越窑青瓷系列。
越窑青瓷鸡首壶（东晋）。鸡首壶大约诞生于三国末年，因“鸡”通“吉”，象征吉祥。早期器身较小，两侧一面贴鸡头，另一面贴鸡尾，鸡头鸡尾都是实心，只是装饰。东晋时壶身变大，鸡头由装饰性变为实用性的张口、引颈、高冠，可以出水，短尾变成弯曲的长柄，是一种实用美观的酒器。南朝时，鸡首壶由圆浑变为瘦长，鸡颈加高，鸡冠高耸，曲柄加长。到了隋朝，壶颈更细，壶身上面更圆，下面变瘦，呈流线型，造型更写实。唐代以后，鸡首壶被执壶取代，逐渐消失。
越窑黑釉熊形灯（东汉）。高49厘米，盏径13厘米。整体以熊为形状打造，头顶是盛油的碗，中间的小熊正在吃食。
会稽县印、金山县印（唐）。方形，铜质，均以蟠条焊接工艺铸造。焊接制印主要流行于唐代，具体的方法是以小铜条依据笔画构图焊接到印面上，这类印又称蟠条印、条带印。
越窑青瓷堆塑罐（西晋）。堆塑罐，又名谷仓罐、丧葬罐等，由东汉时期的五联罐演化而来，是专为随葬而烧制的高级冥器。罐的上部堆塑人物、鸟雀、走兽、亭阙和佛像等形象，取子孙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安死者之魂、慰生者之望。主要流行于三国、西晋，东晋极少。
捍海塘木桩（五代吴越）。为抵御钱塘江洪水袭扰，古人在两岸修筑各种类型的海塘护卫家园。吴越时期，采用竹片编成竹笼，中间放入巨石，层层叠置码于堤岸，打上木桩，由此塘基难以撼动，称为“捍海塘”。
錾花银盂（五代吴越）。通高23.1厘米，口径24.3厘米。錾刻云中鹤和缠枝牡丹团花各四组，团花之间填以双叶花朵。
泥塑彩绘观音坐像（北宋）。中国彩塑以敦煌、山西佛光寺、青莲寺等唐代彩塑最为精美，但现存唐代彩塑数量甚少，这两尊北宋彩塑填补了早期彩塑空白。
镇馆之宝之一，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元代）。全长16.2厘米，宽6.5厘米，高9.1厘米。文房用品，用于砚台磨墨添水。全器作舟形，有仓棚和艄棚，船舷两侧置有栏杆，仓内塑有人物，为男女二人席地而坐呈交谈状。仓棚沿左边搁有以木浆，棚顶落有一笠帽，左边有一着蓑衣佝偻的艄公作取笠帽状。
龙泉窑是宋代六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之一，釉色苍翠厚润，因主要产区在浙江丽水龙泉而得名。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早期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影响，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复制品）。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于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后几经易手，因“焚画殉葬”而身首两段，前半卷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金铤（南宋），一种黄金货币，上面所刻“苏宅韩五郎”，为工匠的名字。
万历九年遂安县丈量鱼鳞清册（明代）。明洪武年间江南地区富户隐瞒田产、逃避徭役现象十分普遍，明太祖下令各地编制土地清册，把田地分区分段，绘画区内的田形，丈量田界，记录田地种类和肥瘦等信息，订成一册。因绘制的田亩状似鱼鳞，故称鱼鳞册。
灵芝草纹流行于明清时期，有祝寿、如意、延年之意。獬豸是传说中的灵异之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忠奸。
王士琦是明朝著名将领、军事家。担任重庆太守时，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谋反，他单枪匹马前去招抚，战事平息后升四川按察副使。在万历三大征中的朝鲜之役中，时为监军参政的王士琦在“晚明第一猛将”刘綎 一度畏惧不前时，挽狂澜于既倒，因而在军民心中威望很高。当时朝鲜立《去思碑》纪念，1953年金日成访华时曾提到他。虽身居高官，但一生清廉，逝时只用草席包裹下葬。不过令人惊奇的是，300年后在他的坟墓中，出土了价值10多亿元的金器等文物。原来，下葬几年后，他的功绩才被皇帝所知，于是“赐祭葬”，不仅重新修建坟墓，还赐予大量陪葬品。
金丝福寿五梁冠（明代）。高61厘米，纵95厘米，横71厘米，重176克。顶部有五梁，前后有四孔。迎面有金丝掐出的“福”“寿”两个字。由于摆放的位置不面对观众，只能看到侧面和背面，正面的福寿二字看不到。
梁冠是明代文官的朝服， “梁”的数量代表地位等级，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七品二梁，八、九品一梁。
石校准（清代）。一种衡器，石质的砝码。觔（JĪN）， 同筋、斤。上图的校准重量为八十二斤。
竹刻人物纹臂搁（清代）。臂搁也称腕枕，古人毛笔书写时用来支撑手肘，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同时也让腕部感到舒服。
临平教堂铜钟（清末明初）。通高50厘米、口径51厘米。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办教堂、修教会。至19世纪末，已形成五大传教区。1910年天主教杭州总主教区派人到临平传教，1915年建造天主教堂，这是教堂使用的铜钟。
“钱江潮——浙江现代革命历史陈列”展厅，分为“南湖红船与中共一大”、“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的风暴”、“钱江两岸的抗日烽火”、“走向解放之路”五个单元。
“形而上下——宋韵视野下的龙泉青瓷”展，展出20件来自四川宋瓷博物馆金鱼村窖藏出土的南宋龙泉青瓷，包括南宋龙泉青瓷琮式瓶、南宋龙泉青瓷净水钵、南宋龙泉青瓷贯耳瓶等。一同展出的还有义乌工人路窖藏、游览亭窖藏以及余姚巍星路窖藏等宋元时期文物。
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是国内出土宋瓷数量最多、最精美的南宋窖藏，有许多出土的瓷器十分罕见甚至唯一。这次展览从宋人的政治理想、三教信仰到四般闲事，通过“形上之道”、“形下之器”上下两篇，阐述宋人的造物观和雅俗情趣。
前面提到，龙泉窑作为宋代六大窑之一，是中国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
南宋龙泉青瓷出戟尊（浙江省博物馆藏），又称“出脊尊”、“扉棱尊”，属于仿古青铜器造型，喇叭口，扁鼓腹，圈足外撇。由于其颈部、腹部、胫部的四周各饰一戟（JǏ，兵器）或塑贴条形方棱，因此得名“出戟尊”。
继续上三楼参观。“非凡的心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古琴”展厅，分为“古琴的历史”、“古琴的制作与演奏”、“馆藏古琴解读”三个单元。
对古琴不懂也不感兴趣，所以只看了一下唐琴。
雷家世代造琴，以雷威最为著名。雷威所斫之琴，音质圆润，余音清晰，被称为“雷公琴”。该“彩凤鸣岐”琴原为定慎郡王旧藏，后为民国琴学大师杨宗稷收藏，杨氏评其“声音绝佳”“可谓凤毛麟角矣”。
“十里红妆——宁绍婚俗中的红妆家具”展厅，分为“待嫁的女儿”、“迎亲的队伍”、“火红的新房”三个单元。
十里红妆是古代宁绍地区独特的传统婚俗形式。女儿出嫁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床桌器具箱笼被褥一应俱全，日常所需无所不包。大件放在红扛箱内两人抬，小件一人挑。一杠杠、一担担，朱漆髹金，流光溢彩。蜿蜒数里的红妆队伍浩浩荡荡，从女家一直延伸到夫家，洋溢着吉祥喜庆，炫耀着家产富足，故称“十里红妆”。2008年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物影——黄宾虹古玺印收藏展位于三楼书画厅。展出黄宾虹所藏古玺印129钮，与其手书释文印谱一一对照陈列，并辅以其印学、古文字学手稿及书画作品四十余件。
黄宾虹（1865—1955），生于浙江金市。中国近现代国画家，擅画山水，山水画一代宗师。也是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其逝世后，夫人及子女秉承其遗志，将其遗作、遗物全部捐献国家，由浙江省博物馆保存。
环球中心是广场的标志性建筑。2002年开工，2005年完工，总投资17.2亿元。整体风格为渐收与发散的几何体外形，高170米，共41层，由写字楼和底层群楼商场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武林广场与西湖文化广场之间就隔着一条环城北路，周边分布着浙江省展览馆、电信大楼、杭州大厦、八少女雕像等建筑。
《抗战英烈》雕塑，纪念12名浙江籍抗战烈士。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浙江籍12人。
展览馆前的欢庆（八少女）雕塑音乐喷泉。喷泉呈梅花状，“花蕊”为3个跳红绸舞的少女雕像；“花瓣”是5个少女雕像，分别演奏琵琶、笙、古筝、箜篌、笛子。喷泉是为纪念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而建，5位手持乐器的少女代表5月，中间跳舞的3位少女代表3日。
湖南博物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历史悠久，藏品丰富，是展现湖湘文化、反映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要窗口，名声很大，风头很火，在各种排名中一直位居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前列，是大多数游客长沙之行的必到之地。
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当时名称为“郴州学会博物院”，1927年改为“湖南省立博物馆”，1956年定名“湖南省博物馆”，2022年7月30日更名“湖南博物院”。我这次参观处于新老名称过渡期，老牌子撤下了，新牌子还没挂上，所以在门口找了半天，一个都没拍到。
早就听说参观人数多、门票紧俏，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心理有所准备，但到了现场还是有点吃惊。疫情期间每天限流1.2万人，排队的人还这么多。我早上8:30到门口，队伍已有150米的样子。不过服务到位，效率很高，9:00正式开门，9:20就进了场。
主体建筑共5层，其中一层为特展一厅、特展二厅、学术报告厅；二层为基本陈列“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三层为基本陈列“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和“至纯至美——湖南省博物馆藏单色釉瓷器展”“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两个专题陈列；四层为餐厅、屋顶花园；五层为多功能厅。
馆藏文物12万余件（套），以商周青铜器、楚文物、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历代陶瓷、书画最具特色。精品有大禾人面纹方鼎、“皿而全”铜方罍、商代豕形铜尊、立象兽面纹铜铙、马王堆T形帛画、彩绘棺、素纱襌衣等。其中5件为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境）文物（全国首批共64件）。
各种宝贝很多，品位高，内涵深，有些属于无价之宝，虽然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泡在里面，也只能说是了解一点皮毛。因为游记容量有限，这里撷其精华以飨各位，强烈建议亲身前来实地欣赏。
基本陈列“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以“湖南人”的第一人称，从“家园”、“我从哪里来”、“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迹”、“湘魂”五个部分展示湖南历史与文化。
菊石化石（泥盆纪—白垩纪，距今约4亿—6500万年）。菊石是一群已经灭绝的海洋软体动物类菊石亚纲物种的通称，因表面具有类似菊花的线纹而得名。
黄铜材质，1949年2月刻制，使用时间为1950年4月至1955年2月，是解放初期湖南人民政权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部分“我从哪里来”——解读湖南生活着什么样的人，现在的湖南人是如何形成的。湖南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是距今50万年的津市虎爪山遗址；道县福岩洞出土的8—12万年前世界最早的现代智人牙齿、1.6万前的“石门人”以及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环洞庭湖区域和湘水沅水流域，是先民主要活动地区。
陶面具（新石器时代）。双眼斜立，鼻子凸起，张口露齿，被认为是“三苗”神像。表明今湖南地区是古三苗的活动区域。
玉人首（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4000年）。头戴冠，双耳戴环，外眼角上挑，内眼角下钩，眼珠凸出，唇厚，颈长，被认为是“三苗”形象。
人物纹靴形铜钺（战国）。长9.2厘米，宽11.9厘米。器作靴形，刃部平直，靴尖上翘。銎为椭圆形，銎侧有环纽。正面铸一人，两臂屈上举，两腿叉开，赤脚、手指和脚趾分开，腰间佩剑（因为展陈方式，正面图案看不到）。背面有六人，从左到右逐渐缩小，有的佩刀剑，有的持钺，有的坐地举手，有的作奔跑状。该器的人物图案，是研究古代南方地区民族习俗的重要资料。
铜钺（战国）。与靴形铜钺一样，也有双手举起的佩剑人纹饰。
古越人使用的炊具。其中鼎足的外撇程度较大，属于典型的越式鼎。
虎钮錞于（战国）。盘上的虎钮和腰上的虎纹，对研究先秦湖南土著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錞（CHÚN）于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
“旅父甲”铜尊（西周）。主纹为兽面纹，侧有倒立夔纹，下有凤纹，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表明湘江流域在西周时期与中原地区就有交往。
西周“冉父乙”涡纹铜罍、商代“己冉”兽面纹铜鼎、商末周初“冉”铜爵。冉族是商代的一个大族，与商王室有姻亲关系，商亡后有一支进入湖南。“己”也是商代的一个族名。
观众很多，几乎人挨人，观赏、拍照，要靠抢位置、手脚快。
女书。江永地区流传的一种只在女性范围内使用的神奇文字，内容多从女性视角描写婚姻家庭、个人情感、歌谣谜语，用纸书写或绣于布帕，被认为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女性文字。
兽面神徽陶簋（新石器时代）。神徽即神的徽记，有学者认为，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饕餮纹“神徽”，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氏的化身。
陶擂缽（新石器时代）。缽（BŌ）同“钵”，洗涤或盛放东西的器具，可用擂棍将其中的食物捣成泥状。
凤鸟纹陶罐（新石器时代）。简单的凤鸟纹形象，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图腾。
彩绘红陶瓶（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彩绘是我国最早的工艺类绘画。
八角星纹白陶盘（新石器时代）。八角星纹处于盘底，只有将白陶盘高举于视线之上，才能看见图案的全貌。据此有专家推断，这是祭祀用品，举行祭祀活动时，陶盘被高高举起；也有的认为图案与天干地支有关。
鹰嘴乳突陶罐（新石器时代）。澧县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高28.5厘米，口径35.6厘米。细泥红陶质，素面，腹稍鼓，小平底，口沿下饰一圈23枚鹰嘴式乳突。此种鹰嘴式乳突装饰，在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遗址中均有发现，且时代亦相距不远，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统一性。
第四部分“生活的足迹”——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以及相关生活习俗。湖广熟，天下足。富裕的生活，催生了更多的精神追求，社会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看，一大波国宝级青铜器来了……
兽面纹铜鬲鼎（商代）。鬲鼎是一种在造型上融入鬲的特点的青铜鼎，习称为鬲鼎。这类铜鼎相对于圆鼎和方鼎数量很少，且只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十分珍贵。
铜马簋（西周）。迄今所见唯一以马为主体纹饰的簋。上下两层的马纹与立马富有地方特色。
三羊纹铜鬲（商代）。以三分裆足为基础，腹部饰三组羊纹，突出粗壮的羊角。
镇院之宝之一，人面铜方鼎（商代）。商、周青铜器多以兽面为主体纹饰，此鼎以人面为饰，较为罕见。
镇院之宝之一，豕形铜尊（商代）。1981年湖南湘潭九华出土，迄今所见唯一一件以豕为造型的商代酒尊。重30多千克，可容酒13升。器身大部黑绿发亮，头部阴刻兽面纹，腹背为鳞甲纹。尊口呈椭圆形，盖上饰有立鸟。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以穿系绳索便于抬运。
镇院之宝之一，“皿而全”铜方罍（商代）。通高84.8厘米，器身高63.6厘米。器盖铸有“皿而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铭文，器身铸有“皿作父己尊彝”六字铭文。“皿”是殷商高级贵族之一的族氏名，“而全”是器主名，“己”是器主“而全”先父受祭拜的庙号之名。全器以云雷纹为底，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正面腹部下方置一兽首鋬。四面边角及各面中心均装饰突起的长条钩戟形扉棱。整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体，是迄今所见最高大的方形罍。
该方罍充满传奇色彩。1919年出土后，正逢灾乱之年，器身不幸流失海外。2014年洽购后，器盖和器身才得以重逢合一。
铜鸮卣（商代）。鸮（XIĀO），古代对猫头鹰一类猛禽的统称。卣（YǑU），酒器。盖为双鸮首，环目，尖喙，饰雷纹，鼓腹饰羽翼纹，外形酷似网络游戏里“愤怒的小鸟”。
兽面纹铜壶（商代）。盛酒器。带圆弧形盖，盖上有瓜棱形小纽，盖面有四道扉棱。腹上部两侧有龙形提梁，龙背上有扉棱。腹下部两侧各有三个上下排列的浮雕立鸟。这种以圆雕凤鸟为扉棱的青铜容器比较少见。
爵，饮酒器，三足。《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后引申为贵族等级身份的象征，后世“爵位制”即源于此。
牺首铜尊（商代）。1966年湖南华容东山出土。通高73.2厘米，腹径39.8厘米，口径61厘米，底径31厘米。大敞口，圆折肩，圆折腹、高圈足。从腹部到足部有三条穿透、断断续续的棱脊。器表饰满纹饰，云纹为地，主纹线条粗大。肩部3个牺首和3只立鸟相间排列。这件文物是文物工作者1962年在废铜收购站偶然发现的，当时已严重破碎，经精心修复后重现原貌。它是迄今所见同类铜尊中最高大的一件，与著名的四羊方尊等湖南商代青铜器一起，代表了湖湘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极高艺术与科技水平。
象尊（商代）。1975年湖南醴陵出土，迄今所见唯一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商代象尊。高22.8厘米，长26.5厘米，宽14.4厘米，重2.78千克。象背部有一个椭圆形盖口，出土时失盖。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纹。
夔龙蕉叶纹铜罍（西周）。通高28.5厘米，通宽41厘米，口径17.5厘米。肩部有一对夔龙形耳，此种器型极为少见。腹部饰6组下垂的蕉叶纹，每片蕉叶均以两条相向的立式夔龙组成。
兽面纹鎛（商末周初）。鎛（BÓ ），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汉族乐器。古代青铜乐器有铙、钟、鎛、钲、鼓、錞于等，看上去很像但是有区别。铙，最早的青铜打击乐器，又称执钟，与钟比起来，它是倒立的，下有柄，一般3～5编为一组，其作用是战场止鼓（“以金铙止鼓”）、祀宴配奏。古书里所说“鸣金收兵”，指的就是敲铙。镈，像钟，但为平口且为独用，又叫镈钟。打击时只发出一个音，用于悬挂的部位是钮。钲（ZHĒNG），一种军旅乐器，往往与錞于一起使用，像一个倒立的钟，摆放形式与铙相似，但是弧口，有时也被称为“大铙”。錞（CHÚN）于，形似圆筒，上大下小，像一个收口的钟，口平，用于军阵或祭祀集会。这里先发部分乐器的图片，有些在后面安徽博物院还会看到。
几何纹铜甗（战国），甗（YǍN），先秦时期的蒸食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是甑（ZÈNG），用来放置食物，可通蒸汽，甑的底部是网眼；下半部是鬲（LÌ），用于煮水。
上图（上）铜敦、（下）蟠虺纹铜簠（战国）。 蟠虺（PÁN HUǏ ）纹，又称“蛇纹”，形象为蟠屈的小蛇（虺）。簠（FǓ），古代祭祀用具。簋（GUǏ）也是祭祀用具，“凡祭祀共簠簋”，功能基本一样，但簋内圆形，盛放黍稷；簠内方形，盛放稻粱。
龙首虺纹提梁铜盉（春秋）。盉（HÉ），温酒器。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夏代晚期，最早的是实心连珠纹。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发展，纹饰有八大类：兽面纹类、龙纹类、凤鸟纹类、各种动物纹类、火纹类、各种兽体变形纹类、几何纹类和人物画像类等。
镶嵌绿松石铜方壶（战国）。方形，浅绿色，肩腹部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器身刻划斜方格纹、菱形纹，在菱形纹交叉处镶嵌绿松石（大部分已脱落）。镶嵌工艺用于铜器装饰从夏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云纹提链铜壶（战国）。小口，长颈，有链式提梁。口上有小圆盖，两侧各有一铺首钮。肩部饰三角云纹，两侧各有一铺首衔环，并有链与盖环相连。
铜盘、铜匜（春秋）。匜（YÍ），盥洗器，形如瓢，与盘合用，用匜倒水，以盘承接。
蟠虺纹铜浴缶、双环龙耳铜浴缶（春秋）。西周时期开始，沐浴不只是一种清洁身体的行为，而是规规矩矩的礼制，称为“沐浴之礼”。在祭祀祖先、婚嫁迎娶、参加宴席等重要事件之前，贵族男女都要沐浴，以表示内心洁净、态度虔诚。
彩绘圆涡纹漆案（战国）。用餐器具，足低矮，以适应跽（JÌ）坐（长跪）就餐。案上设耳杯、盘、盒等食具，反映了当时的分餐食礼。
六山纹铜镜（战国）。山字纹是战国铜镜中常见的纹饰，主要流行于楚地，考古上称其为“楚式镜”，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镜之分。其中四山镜常见，五山镜较少，三山镜和六山镜最为罕见。
螭龙纹金带扣（西晋）。螭（CHĪ），传说中没有角的龙。此器螭龙上镶满小金珠，扣上还镶嵌有菱形、圆形绿松石。
唐代有三大出口瓷窑：浙江越窑、湖南长沙窑、河北邢窑。长沙窑窑址位于长沙望城县铜官镇，又名“铜官窑”。唐“安史之乱”时，北方地区一些窑工纷纷南下，把当地陶瓷烧制工艺带到湖南地区，创造出一个开历史先河的新品种——彩瓷，打破了当时以青、白釉色为主的生产格局，形成“南青北白长沙窑”鼎力之势，而且经由海上丝路，远销海外。
长沙人还把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包括绘画、书法以及诗词歌赋等用在瓷器装饰上，形成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这些写在壶上的诗句，展现了唐人热爱和享受生活的情趣，体现了释然的人生态度。这里先欣赏几款，后面还要去长沙博物馆参观。
著名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与老”，长沙博物馆也有
好酒无巷深塂。塂（JIǍNG），方言，丘陵。此处似为街巷之意。
岭上平看月，山头坐囗风。心中一片气，不与女人同。 哈哈，这个有意思。
长沙窑铭文扑满。扑满是古代的一种储钱器具，钱装满后将其敲碎取出，“满则扑之”，故名。高20厘米，底径12厘米。溜肩，圆腹，大平底，肩部有“一”字形投钱孔，器顶为宝珠形提手。腹部以褐彩竖书六行58字铭文“潭州准造道林寺，募主施二千五百人，各捨钱一千文，写大藏经五千卷、经藏一函、舍利塔一函，藏满即略施同福，大中三年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该扑满上的铭文有确切纪年，从中可以看出这是道林寺订烧的一件瓷器，是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会昌灭佛”的见证物。
青釉褐彩“竹林七贤”诗文瓷罐。左侧人物头戴高冠，似御风而踞，长裾直袍虽松垮宽大，却有不羁之感，他就是竹林七贤中的啸歌之阮籍。罐的另一侧刻有诗句“须饮三杯万事休，眼前花拨四枝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肠中别何愁。”这与长沙窑其他器具上不押韵律的五言诗形成鲜明对比。诗句右侧题有“七贤第一祖（组）”，可知此罐应为系列作品，但如今只剩这件孤品。此罐诗、画、人物融为一体，在目前国内发现的长沙窑中仅此一例。
七人奏乐铜吊灯（东汉）。灯盘四周和提梁顶部、中腰，附着七个小铜人和两只飞鸟，铜人或作引亢高歌状，或鼓瑟，或吹竽，或吹笛，形态生动。
“敕庙”牛形铜灯（西汉）。灯的右腹部有铭文“敕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说明是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监造的灯。此器只有三足，后腿有凹槽，似蟾蜍。而其尾巴紧贴腹部，两眼圆睁，还有伸出的牛角，又似牛的特征。
汉代博山炉。炉名源于外形。炉体呈山形，雕有云气纹、人物及鸟兽。焚香时轻烟飘出，缭绕炉体，形成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
狩猎纹铜壶（东汉）。器物右侧刻有楼堡，左侧一人，口中衔矢，双手持弓弦，双足踏弓，正在为弩张弓，这应是文献记载中的“蹶张”，即以脚踏强弩，使之张开，谓勇健有力。该壶线刻楼堡、“蹶张”纹饰，殊为少见，是研究东汉建筑和“蹶张”难得的形象资料。
西汉凤鸟纹铜锺（西汉）。深埋地下2100年之久，出土时里面有26千克美酒。“锺”是一种盛酒的容器，引申为“专注”“集中”。如一见锺情、锺灵毓秀；而“钟”的本意是是金属制成的响器，中空，敲击时发声。
砖座舞蹈人物青铜俑（南朝）。舞者双足并立于砖座上，侧颈作仰望嘻笑状，左手持莲花状物，右手握拳上举，人物形象生动。青铜铸造的舞蹈人物形象南朝时少见，此器是研究中国舞蹈史和南朝时期歌舞形式、衣服装束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1833年御赐“印心石屋”狮钮水晶印、1837年御赐“绥疆赐祜”双狮钮水晶印。这两枚印章上的文字是清道光皇帝为褒奖陶澍的政绩所赐。陶澍(1779—1839)，湖南安化人，曾任清代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在除恶安民、兴修水利、倡办海运、兴办教育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楼的基本陈列“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是湖南博物院的特色，分为序厅及惊世发掘、生活与艺术、简帛典藏、永生之梦四个单元。
1972—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的墓葬，从中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为研究汉代初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原先根据地方志所载，以为这里是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后经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二号墓是汉初长沙国丞相利苍，一号墓是利苍之妻辛追，三号墓是利苍之子利豨。
兵器架，明（冥）器，存放兵器的用具。当时朝廷禁止用贵金属随葬，所以包含兵器架在内的兵器几乎都是用角、木制成的明器。这件兵器架为木胎，由架、柱、座三部分组成。架为长方形板，正反两面均以黑漆为地，朱漆为边，用朱、黄、绿等色漆绘云气纹。板子正面有三排弯形托钩，用来放置各种规格的兵器。出土时，兵器架的第二排挂钩上放有一把带鞘的角质剑，让研究者了解当时剑不佩戴时的放置方法。这件兵器架保存较好，国内较为罕见。
彩绘木俑。俑是古代的陪葬用具。商和西周时期“人殉”现象十分普遍，随着社会进步和对人的价值的日益重视，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被俑替代。
“冠人”俑。体形高大，头戴长冠，身穿丝绸长袍，鞋底刻有“冠人”二字，背后跟随几十个彩绘木俑，可见其身份等级较高。应该是墓主人的贴身侍者，也是众奴婢之长。
镇院之宝之一，素纱襌衣。交领、右衽、直裾，除衣领和袖口边缘用织锦做装饰外，整件衣服以素纱为面料，丝缕极细，轻盈精湛，通身重量仅49克，其高超的制作技艺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2002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镇院之宝之一，一号墓T型帛画。可惜这件为复制品。画面内容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代表天上、人间和地下。上部描绘的是传说中的天国景象，中间是墓主人在世时的生活写照，下部是神话传说中的阴间场景。整个帛画表达的是引魂升天之意，体现墓主对羽化登仙的渴望。
镇院之宝之一，朱地彩绘棺。1号墓中出土的四层套棺中的第三层。通体内外皆鬆朱漆，外表朱漆底上又用青绿、粉褐、藕褐、黄白等明亮颜色，彩绘龙、虎、朱雀、鹿和仙人等祥瑞图案。每一面的纹饰各不相同，色彩绚丽，图案丰富。
三楼还有两个专题陈列，先看“至纯至美——湖南省博物馆藏单色釉瓷器展”。这里精选馆藏单色釉瓷器200多件，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褐瓷、绿瓷、红瓷、黄瓷、蓝瓷九个部分，讲述瓷器釉色装饰的发展历程。
定窑白釉三足炉（南宋）。光洁的外壁上、中、下各饰2道、3道、1道凸弦纹，具有韵律美。
上图的铜红釉执壶，在接下来要去的长沙博物馆会看到实物。
宝石红釉盘（明宣德）。通体施红釉，口沿有一条白色透明边线“灯草边”，足底施白釉。宝石红釉瓷器“十窑九不成”，被誉为“红中翘楚”，明朝时只能皇室使用，“片红不得流入民间”，就算瓷片也不行，私自烧造那可是大罪。
红釉太白尊（清康熙）。传外形模仿李白的酒坛，故名，民间又称鸡笼尊。实为文房用品的水盂（盛水以供磨墨用的器皿）。太白尊康熙时期制作较多，是康熙御窑的典型性器物。清代学者认为“太白尊惟康窑有之，各色俱备，惟红独多。”“此等尊无巨大者，通体不过数寸耳，除康窑外历朝甚罕仿制，故价值之昂等于拱璧。”可见，太白尊不仅器型独特，还因质量上乘，存世极少，价值之昂贵甚于拱璧。
豌豆红釉瓶（清康熙）。豇豆红是红釉瓷器中最为名贵的一种，烧成难度很大，釉中微量的铜份在烧成过程中因氧化作用产生绿色斑点，与红色相映成趣，如豌豆红皮色，故名。由于烧制技术难、成品率低，只有明朝永宣年间与清朝康雍乾时期烧制比较成功，这两个时期也是我国经济政治的高峰、陶瓷工艺的高峰。
接下来看三层的另一个专题陈列“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分为“远籁——古琴的传说与起源”、“心声——湖湘士人与古琴”、“礼乐——礼乐中的古琴”、“斫琴——古琴制作工艺”四个部分，展示馆藏五十三张古琴，如唐独幽琴（灵机式）、宋万壑松风琴（仲尼式）、清崩霆琴（仲尼式）等。
至此，花了一整天时间的湖南博物院之旅告一段落。宽敞的环境、丰富的藏品、深厚的文化积淀令人难忘，特别要点赞他们的精细化服务，每个楼层都有服务人员导引，态度热情，礼仪规范，语言标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走了全国几十家博物馆，每个楼层展厅配有专人服务，这是第一家。
晚上转了一圈，充分感受到长沙“夜经济”的火爆，人气之旺超出想象。借用《潇湘晨报》7月11日的文章：长沙最近非常非常火！一方面，是高温预警连连，骄阳似火。另一方面，是人潮吞没景点，热情似火。暑假刚一开始，长沙就已经到处是人山人海了，甚至有人说，全国一半的人都来长沙了！只要你出门，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人人人人人人……
长沙这座省会城市，人口上千万，经济总量过万亿，交通便捷，景点众多，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充满烟火气的消费氛围，如此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不当“网红”城市，群众不答应啊。
镇馆之宝为无牙芙蓉龙，在生命演化厅。还有重达360G的自然金，来自坦桑尼亚重13.15CT的坦桑石水滴吊坠等，以及全世界最大、重70公斤、被誉为“中国皇帝”的菱锰矿晶体等展品，都在矿物宝石厅。
地球奥秘厅——以“宇宙→太阳系→地球→区域→湖南”的空间线索，由古至今的时间顺序，从宏观的板块构造，到微观的岩石结构，展示地球的基本属性、地球表面的地质作用与过程、岩石及其循环、构造运动、湖南的地层序列和地质演化特征等内容。
阿根廷铁陨石。陨石主要由硅酸盐组成，含有少量的铁、镍和铁硫化物。
地质矿产厅——以“认识矿产→获取矿产→利用矿产→绿色发展”为思路，体现矿产资源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述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推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重要性。
雄黄和雌黄是共生矿物，有“矿物鸳鸯”之说。雄黄的主要成分是二硫化二砷，雌黄是三硫化二砷，两者都有剧毒。雄黄在融化后呈现出橙红色，雌黄在融化后变成金黄色；雄黄在磨碎后不溶于碳酸铵溶液，而雌黄能溶解。
地质环境厅——通过演示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场景，阐述地质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健康、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影响，启示公众学会与大自然、地质环境和谐共处 。
镇馆之宝无牙芙蓉龙化石。因出土于湖南省桑植县芙蓉桥乡而得名，虽然名字里带龙，但无牙芙蓉龙不是恐龙，而是恐龙的祖先，生存年代为2.45亿年前，其上颌、下颌均无牙齿。目前全世界仅有的3具无牙芙蓉龙骨骼化石标本全部在中国，这是其中之一。
矿物宝石厅——以矿物的基本特征为主线，按照神奇的矿物、缤纷的矿晶、璀璨的宝石三个单元，展示矿物晶体与宝石的自然之美。
世界最大、重70公斤、被誉为“中国皇帝”的菱锰矿晶体。菱锰矿最早发现于阿根廷，独特的粉色和优美的玫瑰形板状，使之有“印加玫瑰”的别名。我国观赏用菱锰矿产自广西梧州六堡，以晶体巨大、花朵复杂而著名，其中最著名的两块硕大菱锰矿晶体，一是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代为保管的这块“中国皇帝”，另一个“中国皇后”在私人手中。
重达360克的自然金、坦桑尼亚13.15克拉水滴吊坠，找了半天没找到，不过看到了“中国皇帝”菱锰矿石已经心满意足了。
记得有人说过，世界上的事物，只对了解他的人起作用。行走在地质博物馆，深感浩瀚宇宙间，人类何其渺小，亿万年不过一瞬间。我们对世上之事了解得越多，就会越热爱生活……
长沙博物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的北辰三角洲滨江文化园内。这里充满文化气息，有“三馆一厅”：长沙博物馆、图书馆、规划展示馆、音乐厅。
浏阳河是湘江的一级支流。站在这里，耳边似乎响起经典女声“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长沙博物馆的外观形似一颗“顽石”，外墙是一幅二十世纪初长沙开埠初期的地图。馆内现有藏品5万余件（套），其中珍贵文物7914件（套），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印证长沙历史文化发展的各类实物，包含展现长沙辉煌历史的商周青铜器、楚汉文物、唐代长沙窑瓷器和近现代文物。
主体建筑共5层，一层为基本陈列“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二层为基本陈列“中流击水——长沙近现代历史文化陈列”，还有“贺兰山下——西夏文物特展”、“发现——长沙考古巡礼70周年”两个特展；三层、四层为文物库房与科技保护中心。值得一提的是，该馆网站很好，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藏品介绍比较详细。
基本陈列“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分为湘江晨曦、青铜之乡、楚南重镇、大汉王国、湖湘首邑、明清府城六个展区，解读长沙自20万年前有人类活动以来，历经商周南征、楚人经略、汉廷分封、唐宋繁华至清初定为湖南中枢的发展过程，彰显长沙历史文脉。
陶拍、陶豆（新石器时代）。陶拍是制作陶器的工具，通过拍打器物表面使陶胎坚实，同时可在表面印上纹饰，使器物更加美观。
长沙地区的青铜器已在前面湖南博物院介绍过，为避免重复，这里挑几个重要的说一说。
兽面纹提梁卣（商代）。盖顶铸有六瓣花蕾形捉手，颈部设提梁。卣身饰夔龙纹、兽面纹、四道扉棱。目前提梁收藏在湖南博物院库房内。这个我有点困惑不解，同一个省、同一个城市，是什么力量在阻挡卣身和提梁的团圆？
象纹大铜铙（商代），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商代铜铙中最大的一件，可惜为复制品。
平盖牛角形立耳高足铜鼎（春秋）。一般的鼎，耳为稍有弧形的长方形或半环形，此鼎耳部伸出牛角状纹饰，同类鼎耳中仅见于湘乡宁乡。考古学界认为是古代越人的铜鼎。
十叶五山纹铜镜（战国）。在省博也见过，因为五山纹较少见，再展示一下。
蕉叶纹铜壶（战国）。造型端正，纹饰精美，2003年出土于浏阳市官渡镇南岳村官渡出口花炮厂改扩建工地。当时共出土6件铜器，其中2件铜壶、4件铜鼎。2009年长沙博物馆组织力量对2件铜壶进行了修复，后经协商并报湖南省文物局批准，这2件蕉叶纹铜壶分别藏于长沙博物馆和浏阳市博物馆。
“长沙王玺”金印（西汉）。长2.2厘米，宽2.2厘米，高2.1厘米，重89.8克。黄金质地。上方为龟纽，下方为正方体印身，印面阴刻篆文。汉代对于官印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皇帝印称为“御玺”，用白玉制成；诸侯王印称为“玺”或“印”，用黄金制成，由朝廷赐予，其规格和法律效力高于诸侯王印；诸侯王以下官员印有金、银、铜质，且不能称为“玺”。
凤尾铜灯（西汉）。此器为行灯（一说有柄香炉），前有深盏，尾部上翘如凤尾，凤尾上原悬铜铃七枚，现剩六枚，持器行走，有叮当之声。
“大祝氏”铜鼎（西汉）。鼎腹部外壁近口沿处和鼎盖均刻有“大祝氏”三字铭文。“大祝”为官名，祝官之长，商周即设，秦汉沿置，掌宗庙祭祀祷告赞词。
“渔阳”鸟纹漆耳杯、曲折纹漆耳杯（西汉）。器物底部锥刻“漁陽”或者“魚陽”，字体随意洒脱。耳杯是古代饮酒用的盛器，两侧各有一弧形耳，多为木胎涂漆，也有的作铜饰或鎏金。因新月状的双耳微微翘起，形似雀鸟的双翼，故名耳杯，也称羽觞。
彩绘云气纹具杯盒（西汉）。椭圆形，斫木胎，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耳杯为“具杯”，因此存放耳杯的漆盒就称为“具杯盒”。耳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
“陛下赠物”木楬（西汉）。长17厘米，宽5厘米，厚0.3厘米，用杉木制作而成。其上墨写隶书四行十八个字“陛下所以赠物：青璧三、绀缯十一匹、薰缯九匹。”通常挂于竹笥之外，内部盛放的随葬物品。其上。楬（JIĒ），古代简牍文书的一种样式，一般是小木片样式，上面简要书写某类事物或物品的性质、数量与内容，犹如一篇文章的标题，起辨识与提示作用。
渔阳王后墓主墓室剖面复原场面。该墓采用“黄肠题凑”，椁室由柏木堆砌而成，面积几乎为马王堆的2倍，超过1万平方米。题凑是古代君王或重臣的一种葬制，选用上等柏木层层平铺叠垒，在椁室四周形成框形结构。经过经年累月的重力作用，木头被挤压得严丝合缝，相当于为陵墓搭盖了一个“铜墙铁壁”套房，谓之“黄肠题凑”。因柏木去皮，呈现黄心，故称“黄肠”。
湘阴窑青釉瓷虎子（东晋）。器身略呈圆筒形，口部边缘堆塑虎头，虎头部堆塑鼻、眼、眉、耳，背上有半圆形提梁，线条流畅，简洁自然，展现了虎的灵动与凶猛，是当时青瓷水平的典型代表。
滑石男俑（晋）。清晰刻画了人物五官轮廓及表情，显示了娴熟工艺。服饰种类也较为丰富，有深衣、短襦、裙、方头履等形式，是研究魏晋时期服饰形态的重要参考。
十二生肖青釉瓷虎俑（唐代）。兽首人身虎俑。昂首平视，着右衽宽袖大袍，手持笏板抱于腹前，双膝盘坐于方形底座之上，应为神态安详、富态丰腴的官员形象。
青釉持刀胡人瓷俑（唐代）。通高27.1厘米，宽7.2厘米。瓷俑头戴高冠，高鼻深目，胡须满腮，身着无领宽袖拖地长袍，腰系袍裙，双手持带鞘环首刀置于胸前，立于长形底板之上。表情刻画细致入微，神态逼真。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空前繁盛，异域胡人纷纷涌来。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贾开始烧制各类胡人俑用于陪葬，以还原现实中的美好生活。
“亚”字形“巢父饮牛”铜镜（唐代）。铜镜为四方形，边缘略带弧度，镜背图画为一人牵牛，在河边饮水，一人下蹲，在河边洗耳。左边铭文是“巢父饮牛”，右边是“许由洗耳”。这两句铭文，背后有一段故事。相传尧舜时期有一个叫许由的人，终日游荡于各个部落，对“局势”侃侃而谈，一副很有才华的样子。尧听说之后想请他来一起共商国是，谁知许由却一反常态，不仅不接受邀请，反而认为刚才尧说的话玷污了耳朵，于是跑到河边去洗耳。此时，正在河边的放牛人巢父看到这一幕，就问许由怎么回事。听他讲完后巢父说：“你天天到处说自己的治国之道，想获得名声和地位，怎么现在机会来了却不接受？我看你就是故作清高！”然后巢父就牵着牛走了。许由问他：“你怎么不让牛喝水了？”巢父说：“我怕你洗耳朵的水，玷污了牛的嘴。”可见，这面铜镜不仅是鉴形的工具，也是一种警示，做人应该脚踏实地。
星宿八卦铜方镜、双凤纹铜镜（唐代）。方形铜镜，也叫“方鉴”，传世不多。古人云“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可见铜镜之方圆形制，与古人的阴阳、水火观念有关。
前面在湖南博物院提到，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以烧造釉下多彩瓷器为主的窑场。“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北方人口南迁，许多身怀技艺的窑工把北方陶瓷的彩绘和三彩等技术带到南方，在湘江之滨催生了以生产釉下彩瓷为主的长沙窑，开启了中国的彩瓷时代，形成了“南青北白长沙彩”青、白、彩瓷三足鼎立的局面，对中国瓷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沙窑的精品之作，除了在湖南博物院展陈，长沙博物馆也有很多。
上下这两个瓷瓶，一个是青釉红褐彩凤鸟纹，一个是青釉褐绿彩云气纹，外观与湖南博物院见到的差不多，但纹饰细节上有所不同。事实上，两家博物馆的长沙窑釉下彩瓷有很多是相同的，重复的这里就不发了。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个太有名，字迹也比省博的清楚，想想还是再发一下。错误的时间，错落的命运，我们却无法责备。爱与哀愁，写得真好。古代诗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诗，却出现在唐代瓷器上，说明长沙窑彩瓷充满“文创”色彩。
“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一片痴情啊，商人重利轻别离，思妇哀怨谁人知。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这是唐代诗人刘长卿六言古诗《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中的四句，写于其被贬之时。空中飞翔的小鸟，一会儿离田地很近，一会又飞得很远。我站立船头，伴随着流水忽东忽西。飘浮的云朵，远在千里万里。皎洁的月光，照耀山前山后的溪水。我也在不停地奔走，却没有小鸟白云和溪水那样的自由。 刘长卿工于五言诗，“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就出自他的手笔。这件瓷器上的六言诗比较少见。
青釉“此是饮瓶，不得别用”褐绿彩魔蝎纹瓷壶。饰有佛教文化因素的摩羯祥云纹饰，云下方以褐彩书写“此是饮瓶，不得别用”八字，可知是茶具。
铜红釉执壶（唐代）。口颈部有残，在已知长沙窑器物中，红彩面积如此之大，保存相对完整，最能呈现铜红釉之美的，这是唯一一件。铜红彩的烧制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现在的景德镇，也还流传着“要想穷就烧红”的民谚，当时条件下更是不可能掌握铜红釉的烧制诀窍，只是偶有完成，所以数量极少。
“乾封泉宝”铁钱（五代）。唐高宗李治乾封年间所铸，正式行用仅八个月，因铸造时间短，铸量有限，又很快被收回，故流通不广，存世不多，比较珍贵。
五代是唐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在中原地区定都的五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当时由于缺铜，各割据政权较少铸造铜钱，以铅钱、铁钱为主。
镂雕云龙纹玉佩（宋代）。整器镂雕云龙纹，龙身蛇样曲折，龙嘴大张，气势刚劲，犹如在天地间穿行。龙身上下饰以如意云头纹和卷连花草纹，白云及花草纹边沿多采用锯齿边装饰，更显立体与生动。
镂雕凌霄花白玉佩、春水图玉嵌饰（元代）。花形玉佩（左图）是元代玉器写实风格的常见题材，该器采用“花下压花”工艺，正面雕琢四朵交颈而开的凌霄花，花朵勾卷相依，边上枝叶和蔓丝伸展蔓延。右图器物采用辽金时期春水玉的经典构图，雕琢了荷莲、水草以及两只引颈展翅的天鹅，塑造了北国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
吴三桂“昭武元年”铁炮（清代）。清朝初期，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三位藩王起兵作乱。当时的湖南成为吴三桂和清廷战斗的主战场之一，双方展开多次战役，反复争夺长沙、衡阳等地。这门铁炮是昭武元年(1678年）三藩反叛时铸造的火器。
双龙金冠（明代）。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基座、龙形浮雕、金簪和冠顶。基座由两块金片合围而成，上面錾刻缠枝牡丹花纹；基座左右两侧各有一行浮雕游龙，中间点缀着一颗火焰宝珠，宝珠上刻着一个“日”字，为双龙戏珠造型；金冠两侧各穿一孔，用一枚金簪横贯而入固定发髻；金冠顶部由椭圆形金片压制成瓦楞形，成梁状凸线，凸线的数目为九，说明主人身份为王爷。
二楼平台的实物展。西汉陶质井圈，用来保护井壁、净化井水，在井内自下而上叠砌而成。
木构涵渠（南宋），用木头底板及两边侧板搭建的三角形涵渠，据考证为南宋时期潭州城（长沙古称）地下排水设施。
“发•现——长沙考古七十年成果巡礼”特展由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长沙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和博物馆学会协办。通过梳理七十年来一代代考古人砥砺奋进、耕耘不辍的创业过程，展示长沙考古从筚路蓝缕到硕果累累的发展历程；精选七十年来长沙地区的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呈现长沙考古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工作成就。
展览分为“楚汉钩沉 名城重光”、“溯洄求索 文明再现”、“古郡回眸 星城溢彩”三个部分，展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长沙市各文博单位馆藏文物与考古资料近400件（套）。
菱格纹铜矛（战国）。古代青铜器纹样多为神秘的具象图腾崇拜，至东周时期兽面纹延续近千年。随着生产力提高，精细华丽的几何花纹、抽象图案造型形式开始增多，表明审美趋势由繁入简、由感性到理性。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刻“渔阳”题凑木（西汉）。前面提到过，“题凑”是一种墓制。这根题凑用木长97厘米、宽35.5厘米、厚42.5厘米，上刻“渔阳”等字。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凤鸟纹铜戈卣（商代）。器身布满浮雕式花纹，两侧和两面中部均有凸起的扉棱。器、盖分别铸有“戈”字铭文。出土时器内有三百多件玉器，显然是作为窖藏财富的器具。湖南博物院藏。
五一广场东汉象人。2010年在长沙五一广场1号古井中出土。“象人”是古代给伤人者量刑的重要依据。在没有照片的年代，罪犯伤人后，法官如何判断未能到场的受害人的伤情？就用“象人”来描述伤情、呈堂证供。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象人早有记载，但一直没有实物。这个“象人”是国内首次出土发现，填补了中国司法史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青釉红绿彩麒麟座烛台（唐代）。以黑彩点睛，红、绿相间条彩表示毛发，红色表示用于婚宴，有麒麟送子的寓意。长沙博物馆藏。
东牌楼东汉人形木牍。长24.1厘米，宽3.1厘米，厚0.4厘米，上部为人头，中部束腰直下，腰部以下中间挖空，极简地构成一个立体人形，然后头部用墨画出眉、眼、鼻、口和胡须，躯干上方画出相背的两只手，完成一个人形的简单勾画。躯干中部有一穿孔，看上去形似人的肚脐眼，应该也是用来系挂简牍。正面在穿孔之下书写内容，左脚写满后，再在反面写满两行文字。有学者认为，人形木牍是巫术活动中的“代人”。
五一广场东汉封检。封检是古代公文的一种保密制度。“检”就是竹板、木板，先在检上挖一个上小下大的覆斗状空间，然后将公文与检通过这个空间一同封装捆绑，捺上封泥，封泥厚度与公文与检齐平，再拓上印章，有效提高文书传递的可靠性。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釉褐彩瓷盘（唐代）。看清楚了，不是粽子，是榇（CHÈN）子。当时人们将鼠榇子称为榇子，即女贞子，一种治疗头晕、耳鸣、目花的中药。因为盘子空间太小，就少写了一个“鼠”字。长沙博物馆藏。
1914年省立第四师范教职员及学生合影，共8排148人，第五排左起第二人为毛泽东。这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照片。
民国三色彩绣抗日歌谣白棉布方巾。长宽约50厘米，用红绿紫三色丝线绣有56句七言诗“正月今日要当军，抽取我夫当壮丁，十指尖尖酌杯酒，眼泪汪汪送夫君……四月栀子花正开，夫君写信转回来，只待世界清明日，告假归家会贤妻……”全文392字，用原始质朴的语言，描述了一位新婚妻子对投身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丈夫万般思念和对日本侵略者强盗行径的无比愤慨，字字含情，柔肠百转，令人动容。
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三战三捷”，不仅重创日军，而且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湖南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也是全中国抗日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久的省份之一。其间经历了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震惊中外的战役，湖南成了最终埋葬日军的地方。
二楼还有一个展览，贺兰山下——西夏文物特展，由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长沙博物馆、宁夏博物馆承办，集中展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的西夏文物展品146件，全面反映西夏文化、经济、佛教、建筑等方面的成就。西夏（1038—1227)是隋唐以来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历十代皇帝，存续190年。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后，西夏王朝以及建立这个王朝的党项民族几乎再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突然消失了……
此次展览分为择地腾芳、塞上江南、梵音袅袅、东方金字塔四个单元，从不同侧面反映西夏文化、经济、佛教、建筑等方面的成就。第一单元“择地腾芳”，介绍党项族建立西夏政权，订定官制、军制、法律并创制西夏文字，继承学习中原文化并发展创新出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第二单元“塞上江南”，展现西夏依托“塞上江南”宁夏平原，大力发展农业，同时注重与宋朝发展贸易，推进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第三单元“梵音袅袅”，反映西夏推行佛教，利用已有佛教建筑并新建诸多寺、塔，创造大量石窟、雕塑、绘画等精美的佛教艺术品；第四单元“东方金字塔”，介绍中国境内现存同时期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完整的陵墓之一，素有“东方金字塔”美誉的西夏陵。
鎏金寒山铜造像。立像黑发披肩，细眉长目，满脸笑容。身着宽袖紧身袈裟，左肩斜挎结绳串联的五个葫芦，右腰胯下挂一锦囊，双手各置左右。寒山是唐代诗僧，《全唐诗》收有其诗三百余首。苏州城外的寒山寺，即因寒山和尚居住而得名。
鎏金拾得铜造像。立像披长发，圆面长耳，满面笑容。身着宽袖紧身袈裟，右肩斜挎结绳串联的五个葫芦，左腰胯下挂锦囊，右臂自然上举，左臂宽袖下垂，手执笤帚，赤足免冠。拾得与寒山称为道友，《全唐诗》亦收有他的诗文。清雍正十一年（1733）敕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
西夏文寿陵残碑。此残碑由五块残碑粘接而成，共11行44字，是拼合后可读文字最多的一块。西夏陵区9座陵曾屡遭洗劫，所得残碑极破碎，多为三五字，一二十字者十分少见。
小石马。制作精美的石狗、石马、铜牛，不仅反映了西夏人对马、牛等家畜的珍爱，也反映了西夏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达。
褐釉剔刻牡丹花纹经瓶。剔刻花，就是先在胎体上画出纹样，再将花纹以外的地方剔除，使预留的花纹外凸，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
褐釉剔刻花四系扁壶。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壶演变而来。
西夏竹雕。长7.5厘米，宽2.7厘米，厚0.3厘米。右边缘断开，画面仅存局部。通体呈长方形，细浅阴刻，两位男子，头扎发髻，身着宽袖长衫，腰间系带，一人正轻手轻脚捕捉草丛中的虫鸟；另一人静立在屋檐下旁观，形象逼真，造型美观。
西夏荔枝纹金牌饰。通体呈长方形，用纯金捶揲而成，四周压出凸棱边框。正面凸出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底为鱼籽纹。这件金牌饰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高超的金属加工工艺。
印婴戏莲纹绢。采用连续纹样，圆形花环与菱形花框错位排列。一排圆形花环内绘四朵小白花，环外绘一圈联珠纹；另一排菱形花框内绘四朵小白花，花卉四边各有一个戏花童子。
素面擦擦、彩绘擦擦。模制小泥佛和小泥塔俗称“擦擦”，是佛塔或佛像腹腔的填充物。
鎏金文殊菩萨铜造像。通体鎏金，菩萨神态安详，狮子侧首伏卧，呈现出既顺从又不失威猛的神态。
彩绘泥塑罗汉像。面部表情纯真自然，充满稚气，纹饰线条简练，显示出天真活泼的性格特征，具有以形写神的艺术境界。
彩绘泥塑佛头像。头像中空，头顶为螺髻。眼珠乌亮，为黑色釉料特制。下眼睑上有黑色泪痕。西夏出土的佛像大都是流泪的，这是由于环境变化，佛像眼中的釉料融化，滴淌而出，从而形成佛像流泪的景象。
宁夏博物馆我去参观过，文物种类丰富，地方特色明显，珍贵文物还有彩陶壶、鎏金铜牛、胡旋舞石刻墓门、狩猎纹金方奇、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贺兰山岩画等，这次有些展陈的是复制件，这里就不放图片了，有机会还是实地观赏，感悟西夏文明。
无角琉璃套兽。套兽为屋顶防水构件，安装在翼角或窝角梁梁头上，中部掏空，起防水作用。外形多为异兽纹样。
灰陶鸱吻。鸱吻为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物。鸱吻源于印度的摩羯鱼（鲸鱼）形象，在佛经中是雨神的座物，传说能“避火”。
合肥大剧院，又称天鹅湖大剧院，位于双子楼西侧，由歌剧厅、音乐厅、多功能厅等建筑组成。外部采用弧形结构，流线型的顶棚就像一片“波浪”，与天鹅湖的地理环境非常协调。
安徽广播电视台大楼。总高301.7米（含天线发射塔62米），地面46层，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整体造型如飞翔的凤凰，外墙上的篆书为打乱的安徽省地名、河名、湖名、山名，每个字高8米，共390多字。因独特的外立面汉字幕墙，被网友戏称为“天书楼”。不知各位看到这里390多字的“多”字时，有没有什么想法，反正我是觉得刺眼，又不是成千上万字，数一下或者查一下工程结算单，准确的数字不就出来了吗，但找遍全网，硬是没有一个定数。
安徽博物院现有两个馆区，老馆位于合肥市庐阳区，展陈大楼为仿苏式建筑，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馆位于合肥市政务新区，建筑造型为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风格与厚重的青铜文化元素结合，外墙立面采用青铜纹理建材，四周水池环绕。作为毛主席视察过的唯一一个省级博物馆，馆名使用毛体字。
我这次参观的是新馆区，展陈大楼地上6层，地下局部1层，一层为出口和餐厅，二层为入口，三到五层为展厅，六层为办公区域。
记住了，入口在二层，要从平台天桥进入展厅大楼。
现藏文物31万余件（套），常设展览有二、三层的基本陈列“安徽文明史陈列”，四层的专题陈列“徽州古建筑”，五层的专题陈列“安徽文房四宝”、“江淮撷珍”、“欧豪年美术馆”。
基本陈列“安徽文明史陈列”，包括史前时期的安徽、夏商周时期的安徽、汉魏晋时期的安徽、隋唐宋元时期的安徽、明清时期的安徽五个部分。
玉（石）猪（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目前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发现最大、最重、年代最早的玉猪。全长72厘米，重88千克。嘴、鼻孔、眼、耳俱全，并有一对獠牙，形态十分逼真。凌家滩遗址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发掘出土大批精美文物，其中玉器多达1000多件，曾入选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玉人（立）、玉人（坐）（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浅浮雕技法，头戴圆冠，腰间系一条斜纹装饰的腰带，两耳饰有环孔，两臂佩有环饰。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体雕像。更值得一提的是玉人上有对钻的小孔，孔眼直径只有0.15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那么细，所有钻孔的磨擦痕都十分规整、平行，如此细微的管钻就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也只能通过激光完成。
玉冠饰（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分为上部饰件和下部底座两部分。饰件为“人” 字形尖角，两端向内卷成镂空圈状。底座略呈长方形，两侧束腰，上琢磨三条凹槽。饰件底部与底座相连，之间形成弧边三角形镂空。
玉兔（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作飞奔状，头昂起，两耳后抿紧贴背脊，后足抬起， 短尾上翘。 兔下方有一长条形凹边，上有四个圆孔，表明玉兔饰原本可能与他物连缀使用。
玉虎首形璜（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璜一端为虎首形，眼睛以一钻孔表示。另一端侧面对钻圆孔及凹槽，应有另一半璜可与之相连接。
玉龙凤璜（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璜呈半环形，因一端为尖喙鸟首，另一端为突吻兽，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龙凤璜”。有观点认为它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兽为图腾的部落联姻的信物。
玉鹰（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首次发现的以鹰纹为主体的异形玉器。嘴似钩，眼睛和鼻子用钻孔表现，侧头而视。两翅各雕一头猪，做展翅飞翔状；腹部规整刻画一圆圈，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纹内又刻一圆圈；尾部雕刻呈扇形发散的羽纹。
石戈（新石器时代）。马鞍山含山凌家滩出土。灰黄色泛红色斑纹，戈头呈三角形，刃部已磨出，但未开口，表明不是实用器， 应为礼仪性兵器。戈是夏、商、周三代的专用兵器，凌家滩出土的石戈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戈。
多孔石刀（新石器时代）。安庆潜山薛家岗遗址出土。石刀是薛家岗文化特有的生产工具，已发现有1至13孔以奇数递增的多孔石质工具，孔间距离相等，孔径相同，尤以1孔和13孔石刀为罕见，其中13孔石刀是目前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唯一实物。
刻纹大口尊（新石器时代）。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出土时共12件，首尾相接，排列有序，其中有两件肩部刻有大汶口文化独有的“日月山”符号。上面是圆圆的圈，像太阳，下面是三个山峰相连的山脉，中间是一弯新月。
尉迟寺遗址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相传是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寺”。1994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鸟形神器（新石器时代）。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整体器形像瓶，最底层为圆柱形，中间是圆锥形，圆锥大头向下反扣在圆柱上，同圆柱连为一体，圆锥两边有两个酷似鸡冠的饰物，圆锥的顶端是一像鸟形体。这是一种鸟图腾崇拜的标志物、权力的象征物，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图腾标志。
七足镂孔器（新石器时代）。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出土时共有6件，大小、形制完全相同，其他遗址或文化中尚未见到。整体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长颈圜底罐，口径14厘米，罐高24厘米；腹部有三个等距离的镂孔；底部附加七个等距离的锥状足，足长17厘米，器物通高41厘米。由于七足不在一个平面上，该器物无法在平地正常摆放。此器物如何定名、如何摆放目前尚无定论，可能与祭祀有关。
镇院之宝之一，铸客大鼎（战国）。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重约400千克，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铜鼎中体积最大，地位仅次于河南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形制为圆形三足鼎，腹部微鼓，三只鼎足为兽蹄状，并装饰有浮雕旋涡纹。鼎颈的上侧附有双耳，耳的上部稍向外突出。鼎口平沿处刻有“铸客”开头的铭文12字。“铸客”是楚国从其他诸侯国请来在作坊做工的工匠，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已不再是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的附属物，身份比较自由。
1958年毛泽东参观该鼎时感叹道：好大一口鼎，能煮一头牛呵！安徽博物院（老馆）是新中国首批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之一，也是毛泽东主席唯一公开视察并作过重要指示的博物馆。1958年9月17日他在视察时指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兽面纹铜斝（商代）。高55.4厘米，口径25.7厘米。如此巨大的铜斝，颇为少见。斝（JIǍ），盛酒器。圆口，伞形双柱，伞周和顶端饰涡纹。身分两段，均饰相同的兽面纹三组。底微鼓，尖足外侈。扁平鋬。
公卣（西周）。高23厘米，口径10.2—12.8厘米。盖、器均饰对凤纹，提梁饰蝉纹，颈饰相对回首夔纹，中置浮雕牺首。盖、器同铭“公作宝尊彝，其孙子永用。”纹饰华丽，铸技精湛，堪称青铜器中的珍品。
蟠虺纹盨（春秋）。盨（XǓ）古代盛食物的青铜制器皿，有盖和两耳。纹饰精细，色泽艳丽器、盖均满饰蟠虺纹，圈足饰夔纹。
凤纹簠（春秋）。簠（FǓ），簠与簋（GUǏ）在湖南博物院提到，这里复习一下，是盛黍稷稻粱的礼器。
乔君钲（春秋）。钲（ZHĒNG），古代打击乐器，像一个倒立的钟，往往与錞于一起使用，有时也被称为“大铙”。前面湖南博物院提到过钲，但没有放图片，这里补上。
甬钟（春秋）。钟由铙演化而来，按悬挂方式和形制分为甬钟、纽钟和镈钟等种类。斜挂的称为甬钟，直悬的称为纽钟，镈钟类似编钟，可单独悬挂在钟悬上。
单扉铜铃（春秋）。这种形式的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奠定了先秦时期双音钟形制的基础。迄今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过。此件是安徽境内出土的时代最早的空腔青铜器，证明了安徽在夏代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
镇院之宝之一，龙虎纹鼓座（春秋）。残高约29厘米，底径约80厘米，重约67千克。器物上方龙盘虎踞，外侧有四个衔环辅首，器身布满羽翅纹。鼓座外壁上下各铸有一周铭文，约150个字，但锈蚀严重，难以通读。
兽首鼎（春秋）。器作兽形，前端兽首突出，双角耸立，双目圆睁，三蹄足。此式鼎为群舒代表性器物，地域特征明显。群舒为周时偃姓诸国，在今安徽六安﹑舒城一带。
蟠虺纹曲柄盉、龙纹曲柄盉（春秋）。盉上部作盘口束颈式，下部为空足鬲状。腹部一侧置短流。 龙纹盉的端部为一独角兽首，作回首探视状，形象颇为生动。
蔡侯莲瓣盖铜方壶（春秋）。通高80厘米，口纵18.2厘米，口横18.7厘米。形体高大，装饰华丽。方颈，圆腹。盖饰镂空八瓣莲花形。颈部饰对称兽耳。圈足四角各有一兽，昂首跪伏。壶颈内有2列6字铭文“蔡侯绅之飤壶”。
蔡，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周武王弟叔度，因随同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后改封其子蔡仲于此。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时，蔡常受楚的逼迫，多次迁移，平侯迁新蔡（今属河南）。公元前493年，昭侯迁州来（今安徽凤台县），称为下蔡。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
蔡侯簋（春秋）。高36.5厘米，口径23.6厘米，重7.2千克。分下上两部分，上部为圆形并有盖，盖钮饰5瓣莲花形；下部为方形底座并饰4孔。全器饰有多种花纹，腹内铸有6字铭文“蔡侯申之齍簋”。
蔡侯铜盥缶（春秋）。通高36厘米，口径21厘米。盖顶作六柱环握。盖和器均饰圆饼状涡纹，盖为6个涡纹，器为8个涡纹。盥缶盖内及口外沿均有铭文1行6字“蔡侯申之盥缶”。
镇院之宝之一，吴王光鉴（春秋）。通高35厘米，口径59厘米。圆腹。平底。双兽耳，器表满饰蟠虺纹。出土时里面还放置一个铜尊缶。与上面的蔡侯方鉴、方尊缶一样，缶内盛酒，鉴内夏天放冰块，冬天放热水，但该鉴尺寸更大。此鉴是吴王光为其女叔姬出嫁蔡侯专门制作的“陪嫁品” ，见证了吴、蔡两国通过联姻加强同盟关系的历史。内有52字铭文，其中一段语重心长，是父亲对远嫁女儿的叮嘱：“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矣叔姬，虔敬乃后，子孙勿忘”。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就是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打败的吴王夫差之父。出土于安徽淮南寿县蔡侯墓，共有两件，另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镂空龙耳罍（春秋）。春秋时期钟离古国国君柏的盛酒器，出土时铜器上有铭文“童麗（钟离）”，填补了有关钟离国历史的空白。器皿顶部是镂空雕纹，皿身镶嵌有四条“龙”。此为复制品。原件有一个特别之处，器腹上有一个白色五角花形。这朵花用5个贝壳镶嵌而成，贝壳的开口相当于花瓣的纹路，非常精美。
展翅攫蛇鹰（战国）。通高16.5厘米，长25厘米。方形铜板底座，座上浮雕一鹰双爪紧紧攫住一条蛇。鹰爪、鹰腿粗壮有力，展现了鹰在攫取食物后腾空而起的一瞬间。
铸客升鼎（战国）。束腰，平底，外撇弧形立耳，外形与中原地区的鼎有明显区别，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与镇院之宝铸客大鼎一样，也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这是迄今全国发现的楚墓中唯一具有王者身份的墓葬。
太子鼎（战国）。盖面有衔环鼻钮，其外有两圈凸弦纹，外圈弦纹上分布着三个圆雕卧兽。腹部有一条突弦纹。三蹄足修长，足上部饰浮雕兽首。耳部有铭文“集脰太子鼎”。“集脰”为楚国掌管王室饮食的机构，“太子”可能是楚幽王为太子时的称呼。
羽翅纹簋、兽足敦（战国）。前者盖顶饰有四个变形的鸟形钮，器身遍布羽翅纹。后者敦（DUÌ），一种古代食器，圆球型，上下对称，盖的三钮作为下器时则为三足，两环耳也相同。
编织纹铜簋（西周） 。直颈，鼓腹，圈足。双兽耳附饰垂珥。腹饰编织物纹样。此簋腹部较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宽而扁，纹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乳钉纹铜簋（西周）。直颈，鼓腹，平底，圈足。腹部以菱形纹为地，每一菱形内饰一乳钉，并填以极细的雷纹。颈部和足饰变形夔纹。双耳附饰镂空棱脊。这种装饰极为少见。
镂空龙纹盘（春秋）。大圆口，浅腹，圈足。盘内底饰龙纹，腹部饰一周镂空云纹。盘本为水器，此件四周镂空，显然不能盛水，其功能未知。
蔡侯产剑（战国），上图中间。蔡侯产即“蔡声侯”，战国早期人。此剑有错金鸟篆体铭文两行6字““蔡侯产作畏剑”（畏同威同源）。鸟篆是在篆书结构中改变原有笔画，使之盘曲如鸟虫形，或加以鸟虫形装饰的一种书体，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吴国、越国、楚国、蔡国等南方诸国。
蚁鼻钱（战国）。楚国特有的一种铜币。钱币界将先秦金属铸币分为四类：布币、刀币、圆钱和楚国货币。布币形状似铲，刀币由工具刀削演变而来，圆钱有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两种形制。楚币主要是指蚁鼻钱，体小量轻，每枚长1.2—2.1厘米，宽0.8—1.4厘米，重3.2克左右。正面凸起并铸有阴文文字，背部平素，一端铸有穿绳小孔。
郢爯、陈爯（战国）。由纯黄金制作的楚国货币。版状，上面用印凿打钤印文。郢（YǏNG），楚国国都，今湖北省江陵县附近。爯（CHĒNG）同“称”，重量单位，此处作为货币标度。“爯”前的“陈”为地名。郢爯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支付时切割成小块，称量使用。
环权、桡比当釿（战国）。环权是一种标准度量衡器。桡比（币）当釿是货币上的文字，意思是一枚桡布当一釿使用。“桡”即高桡，长桡之意，桡布是一种长布布币。釿同斤，计量单位。布币是春秋战国时期流通于中原诸国的铲状铜币，之所以称作“布”，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布”为“镈”字的假借字，外形由农具“镈”发展而来；一种认为布币最初的实体就是布帛。
镇院之宝之一，鄂君启金节（战国）。“鄂”是地名，“启”是鄂君的名字。长31厘米，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凭证，因形似劈开的竹节，故名“节”。1957年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共发现车节3件（形式和铭文均相同），舟节2件（形式和铭文均相同），这种“车节”和“舟节”，迄今为止仅此一见，极为珍贵。
金节用铜铸成，文字错金。据节文记载，颁发此节的时间是楚国“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即公元前322年。节文对鄂君启的商队出行规模、航行线路都有明确规定，“舟节”规定使用船只的限额是150艘，自鄂出发，一年往返一次，水路的范围涉及长江、湘江等。“车节”规定的运输限额是50辆，也是一年往返一次，陆路的范围涉及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等地。作为商贸流通过程中的重要凭证，鄂君启金节为研究先秦符节制度、交通、税收以及楚国的封君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青釉贴塑佛像网格纹盘口壶（东晋）。高10.3厘米， 口径9.9厘米，底径7.9厘米。通体施青釉，胎体青灰色。肩部饰一周戳印的团花纹，又饰弦纹三道，腹中部装饰模印网格纹，并对称贴塑四个佛像图案，下腹部饰弦纹三周。东晋、南朝是崇尚佛教的时代，杜牧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这件盘口壶上的贴塑佛像纹图案，正反映了当时佛教盛行的史实。
青釉蛙形盂（西晋）。蛙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被人们认为是神兽，先民祈盼能像“蛙”一样产子繁多、健康，生生不息。该器为伏蛙状，神态生动，四肢张力强劲，如伏身欲跳。身上刻有纹饰。
仙人骑兽灯（汉代）。通高16.5厘米，长12.7厘米，宽11.2厘米。一人骑于兽背，高鼻大耳，右手持一个圆灯管，左手托一圆灯盘，头顶置高冠灯管。兽双角，长须、双目圆睁，张口露牙，四足直立。兽腹中空，两灯管皆通于腹膛。
“共府第六”铜壶（西汉）。采用错金银技术，其上刻有“共府第六”。出土于六安王墓，墓主人为第一代六安国王刘庆，谥号“共（恭）”。
镇院之宝之一，景德镇窑影青釉莲瓣纹注子注碗（北宋）。高27厘米，壶底径8.5厘米，壶口径3.5厘米，温碗底径8.5厘米，口径17.1厘米。注子注碗是流行于五代至宋代的温酒器具，将盛酒的注子放入装着热水的注碗内，起到温酒的作用。注碗全形为一朵仰开莲花，碗下为高圈足。圈足外装饰尖叶形花蒂。注子小口，直颈，六棱形腹，颈下肩上饰一周覆莲瓣纹，盖顶上蹲一狮。
青灰釉盘（元代）。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开大小片纹。器型接近南宋官窑，开片明显，紫口铁足，釉色普遍油灰带黄，不同于宋官窑的粉青和天青色，被认为是元代哥窑瓷器。哥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相传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其瓷器主要特征为：胎色深，釉色多为粉青或灰青，釉面开片，口沿隐显胎色，圈足露胎，有“金丝铁线”“紫口铁足”之称。
镂空凤纹金帔坠（宋代）。帔（PÈI），古代披在肩背上的服饰，类似于现在的披肩。金帔坠是缝缀在帔上的坠子，形似香囊。由宋至明，大户人家准备聘礼，必送三金：金钏、金镯、金帔坠。
御仙花金带饰、银挺（南宋）。1952年出土于休宁朱晞颜墓出土。套金带饰共11块组成，每块带板上均饰有高浮雕缠枝花纹。
龙凤通宝、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明代）。元末社会动乱，纸币支持的经济体系严重破坏，各地先后恢复了铜钱的流通，各反元军事集团也先后发行自己的铜币。上图“龙凤通宝”为红巾军首领韩林儿（年号“龙凤”）发行，“大中通宝”“洪武通宝”由朱元璋发行。朱元璋在统一中国后，年号由大中改为洪武，钱币也随之改变。
大明通行宝钞（明代）。该一贯钞以桑皮纸制造，长一尺，阔六寸（36×22厘米），是中国张幅最大的纸币。票面上端为“大明通行宝钞”六个汉字，中部顶端为“壹贯”钞额，其下为十串铜钱图案，两侧分别为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字样。再下端注文曰“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 年× 月× 日”。该“宝钞”为不兑换纸币。
“章仲英造”金杯、金把杯（元代）。杯内底一侧有“章仲英造”四字阴文楷书，为元朝庐州（今合肥）丁铺匠师章仲英制。
都转运盐使司石旗杆座（清代）。都转运盐使司，简称“盐运司”，官署名，元、明、清掌管食盐产销的机构。石旗杆高约五六米，精选花岗岩条石凿成一段段圆形或方形石柱，底座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是古代功名、荣誉、权势、地位的象征。
如果这些文物还没有让你过瘾，别急，五层的“江淮撷珍”宝贝多得很，一会儿就去，慢慢观赏吧。
二层的临展“南▪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文物精品展”，由安徽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联合主办，包括新干大墓、礼乐江南、精锐之师、宜居之地、商之南疆五个部分。展出了一批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如虎耳虎形扁足青铜鼎、兽面纹假腹青铜簋、兽面纹假腹青铜豆、立鸟青铜镈、青铜大铙、羊角兽面等礼乐重器，还有独具南方青铜文化特色的青铜兵器、农具、工具以及原始瓷。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发现于1989年，出土文物逾1300件，其中青铜器475件，为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大型商代墓葬，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新干大墓的发现，极大丰富了赣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内涵，证明长江以南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并行发展的青铜文化，重塑了中国青铜时代文化格局。
虎耳虎形扁足铜鼎。形制、纹饰与中原商代晚期扁足鼎大体相似，但立耳外沿装饰阴线双虎纹、双耳上有圆雕卧虎、三扁足呈虎形，虎的形象以三种方式出现，一方面反映赣江流域先民对虎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这件青铜鼎的重要地位。
兽面纹锥足铜鼎。此鼎耳部与足部部队称排列，给人以一种不稳定感。纹饰与中原地区的类似，最为突出的是口沿装饰了一圈极具当地特色的燕尾纹。
兽面纹假腹铜簋。形制比较特殊，从外面看腹部较深，但圈足较高，内部实际可盛放食物较浅，所以称假腹。此器双耳饰高浮雕羊角兽面纹，腹部饰卷角兽面纹，内底中央印刻一龟。
兽面纹假腹铜豆。豆为盛食器。商代陶豆多见，青铜豆则罕见。腹部很浅，全器满布纹饰，包括器壁、口沿、盘内，铸造精良细致，极为少见。
兽面纹铜镈。已知青铜镈中最早的考古发掘品，为确立镈起源于南方提供了依据。纹饰精美，布局繁缛，镈身两侧饰扉棱，舞部两端各有一小鸟（一只缺失），镈身主体纹饰浮雕牛角兽面纹，周围饰一圈燕尾纹，体现出商代赣江流域的地方特色。
江西省博物馆我也去过，商代青铜器、景德镇陶器比较有特色。还是那句话，有空到实地观赏，感觉肯定不一样。
曲脊翘首铜刀。刀首为尖靴形，是罕见的土著兵器。商代的青铜大刀均需夹以木柄、用套环固定才能握持，高级将领与贵族才能使用，与礼器一样具有“明贵贱、辨等列”的礼仪功能。
方内（NÀ）铜钺。通高35.2厘米，肩宽26.1厘米、厚1厘米，刃宽34.8厘米，重6千克。钺体中部凸出镂空的三角利齿、森然大口，周边环饰一圈燕尾纹，肩下和两侧饰云雷纹和燕尾纹。该器是目前所见铜钺中最重的一件。方内指方形的榫头。
兽面纹青铜犁铧。铧就是犁头。犁的发明是农业技术史上的一大革新，犁耕将锄耕对土地的间歇垂直力变为连续水平力，大大提高了效率。现存商代铜犁铧屈指可数，新干大洋洲就出土两件，而且时代最早。此铧形体小，没有犁壁，只能松土不能翻土，较为原始。但所需牵引力亦小，适于人力拖拽而非畜力，妇女少年就能操作，处在由原始农业向精耕细作农业发展的过度阶段。
溜肩铜铲。铜铲既可以除草，也可以松土，此器体薄质轻，应为除草工具。中原地区铜铲以方銎为主，这件为圆銎，富有地方特色。
弦纹玉璧。边沿饰多组同心圆线刻，每组由一条粗线和两条细线构成。线条规整流畅，制作精致，反映了高超的线刻工艺。
手斧形铜器。形制似斧，无使用痕迹，有学者认为是工具，也有的认为是货币。
展厅还原状陈列了一幢整体搬迁的徽州古民居许国石坊，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徽州古建筑鲜明的地域风格，砖雕、木雕、石雕工艺的细节之美，传递了建筑技艺、民众生活、伦理观点、审美追求等文化信息。
专题陈列“江淮撷珍”位于五层，强烈推荐花时间仔细观赏！展品都是经过遴选的馆藏一级、二级文物，而且每件文物都有文字解读。独特的造型，华美的纹饰，绚丽的色彩，非常有特色！巧夺天工，精妙至美，江淮大地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令人难忘！
铜鎏金熊形席镇（春秋）。高5.2厘米。整体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熊蹲坐在地上，肩背丰隆，憨态可揖。魏晋以前古人习惯席地而坐，即坐在铺在地面的草席之上。为避免起身和落坐时席子移位或折卷席角，特作席镇压住草席四边。隋唐以后，随着坐具和服饰变化，席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玉琮（新石器时代）。色泽青白，形体高大，四角分别琢横向凹槽，将琮由上到下分为15节。每节又以四角为中轴，在相邻两面对称刻三道长短不一的凸横棱，应为简化的神人兽面纹。玉琮外圆内方，蕴含古人天圆地方的思想，是沟通天地、祭祀神明的礼仪用品。
描金彩绘云气纹朱雀攫蛇漆豆（西汉）。上部为腰圆形浅盘，盘外壁以黑漆为底色，绘红色云气纹；盘下为一只振翅欲飞的朱雀，口衔一颗椭圆形珠丸；雀爪攫蛇，巧妙利用蛇曲身盘蜷之状制成漆豆底座。 “朱雀”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吉祥、勇武的神鸟。此漆豆造型上保留有较浓厚的战国楚器风格，楚人崇尚凤鸟，认为凤是通天神鸟，可接引灵魂升天，常将凤鸟等神兽形象融入器物制作中。
高丽青瓷龙纹罐（宋代）纹饰分为三组：，肩部为黑白彩牡丹花卉，腹部为黑白彩云龙，腹下为白彩多层仰莲。造型端庄，纹饰瑰丽，色彩清雅柔和。此器为朝鲜康津窑产品，俗称“高丽瓷”。高丽青瓷是在我国唐代越窑和宋代汝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南宋时期，高丽青瓷的造型、纹饰、釉色及制作技术，都达到很高的水平。14世纪，随着高丽王朝的灭亡，持续约500年的高丽青瓷逐渐消亡。
兽面纹玉卣（南宋）。仿上周青铜卣造型，但已不具礼器性质，是文人士大夫的配饰或陈设品。宋朝倡导恢复礼制，玉器制作也兴起仿古之风，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至清代形成仿古玉器高潮。
葵花形金盏（南宋 ）。造型宛如盛开的秋葵花，花分六瓣，每片花瓣边缘錾刻连续的秋葵花纹，盏心用六片叶形纹托着凸起的花蕊，花蕊作六瓣梅花形。圈足焊接于盏底，似为花蒂，足边缘刻一周二方连续线纹。宋代金银器的使用较前代更为广泛，器形多样，纹饰题材丰富，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花口形盏是宋代流行的式样，仿梅花、栀子花、芙蓉花等花卉造型，并以錾刻线条生动表现出花蕊、叶脉、枝干等细节，灵动秀雅，纹样精细。
玛瑙洗（南宋）。高2.6厘米，长11.2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3.5厘米。壁厚仅0.5厘米，重75克。圆形，敞口，浅腹，平底，口沿一侧伸出一月牙形扁平扳手，扳手下有半环形单耳。通体素面无纹，壁较薄，透光，显示出玛瑙特有的鲜艳多样的光泽。
白玉螭纹龙首带钩（元代）。带钩是古代用来扣接腰带或别在腰间悬挂物品的挂钩，又称犀比、师比、鲜卑。大多用青铜制成，也有用金、银、铁、玉、石等制成的。此件具有元代玉带钩的典型特征，呈琵琶形，钩首为龙首形，钩体浮雕螭虎纹，四肢作圆弧状，富有动感。
贯耳玉瓶（元代）。仿商周青铜壶造型。青白玉，器身扁圆，圈足，颈、腹部饰凸弦纹，颈部两侧琢对称的贯耳，盖、身为子母口，盖两侧对穿两孔，可与贯耳穿系固定，盖顶精雕螭虎纹。螭虎纹是战国秦汉以来玉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三国至隋唐时期逐渐销声匿迹，直至宋代中后期，因仿古之风盛行，又被金石学家所推崇，并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常见的玉器纹饰。
虎纽玉押（元代文物）。高2.7厘米，边宽3.5厘米。印钮为一伏卧状的虎，俯首盘尾向前平视，全身阴刻双短线表示虎身花纹，虎背呈黄褐色，利用玉料俏色巧雕而成。虎腹下有一孔可供穿系。“押”用于古代契约文书，以此代替签字，类似今天的“印章”。押在宋金元时期十分流行，为各阶层人士普遍采用。但这件玉押下面刻的并不是墓主人的名字，而是长短不一的“三横”。这种以特殊符号代替名字的，称为“花押”。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者中的蒙古、色目人，大多不会写汉字，所以文书、信件往往都是其口述，汉人执笔代写。为确保来往信件或文书内容的真实性，就在上面盖上这种代表身份的特殊符号。元代官吏使用的花押，由官府统一制作并颁赐，能使用玉质者，为皇亲国戚活高级官吏。
菱花形凤纹银果盒（元代）。由盒盖、中间格层、盒身三部分组成。盒平面为十棱莲花瓣形，盖面中心錾刻一对鸾凤；盖边缘十个莲瓣上各刻两种花卉，共有20种花样；格层中央精刻一株枝叶繁茂的牡丹花。盖与底口沿处各饰一周如意云纹，足部饰带形卷草纹。整器制作规整，镌刻刚健匀细，线条飘逸流畅，构图紧密和谐。
哥窑镶铜葵口盘（元代）。盘呈六瓣葵花形，口沿包镶铜边，釉呈青灰色，釉面遍布开片纹路。前面说过，哥窑瓷器主要特征为胎色深，釉面开片，口沿隐显胎色。
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塑人物造像（元代）。胎质坚细，釉色莹润。头戴宝冠，面颊圆润，上身披挂璎珞，左手握一物，似为梵经，右手抬起，手指微曲，掌心向前。下身着莲瓣纹短裙，赤足站立。北宋初年，景德镇在青瓷烧造技术基础上，创烧出青白瓷，以胎质致密腻白、釉色青白淡雅、釉面莹润如玉而独具风格。
双龙镂空霞帔金坠（宋代）。长7.8厘米，宽6.5厘米，厚0.7厘米。呈心形，用两片金叶子捶压合成，边缘刻连珠纹和草叶纹，中间镂刻首尾相对的双龙纹。前面我们刚看了镂空凤纹金帔坠，这里复习一下，都很精致。
宣德青花花果纹大盘（明代）。胎体洁白细腻，纹饰布局层次分明，疏密有致。盘口沿饰海水纹，内腹壁绘缠枝花卉，内底部饰缠枝瓜果纹，外腹为折枝瑞果纹，外底部光滑无釉。明代是青花瓷烧造的繁荣期，一改元代青花图案层次多、花纹满的特点，纹饰更加清丽疏朗。其中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象牙圆雕说书艺人（清代）。以整块象牙精雕而成，艺人面部表情生动，身着大襟长褂，衣袖宽大，衣襟、袖口均饰荷花、水波纹，坐于石凳上，眯眼斜视，面带微笑，左手托鼓，右手持鼓槌。身前矮桌上置书一卷，桌下4只小狮在孔中顾盼穿梭，憨态可掬。
木雕铁拐李（清代）。以黄杨木雕就，铁拐李身背葫芦，右脚着草履，右手持拐，左脚赤足踩搁于拐上，左手执壶，仰面张口，承接壶嘴流出的酒。刻划细腻逼真，须发、牙齿、凸起的骨骼、结实有力的肌肉，颇为生动。铁拐李位列八仙之首，象征健康长寿。
象牙雕荷叶形草虫盘（清代）。长19.3厘米，宽12.7厘米，高1.4厘米。荷叶形，叶脉清晰，叶边自然翻卷成盘壁，盘面还刻有菊花、牵牛花、牡丹花、蜻蜓、青蛙等纹饰。底部也雕有牵牛花等花卉，荷叶茎蔓弯曲为螺旋状。
犀角杯（明代）。高7.5厘米，口径13.5×10.5厘米，底径5×3.4厘米。口大而薄，雕成绽开的玉兰花状。内壁花瓣片片，层次分明。外壁有浅雕的花蕾、叶环绕。犀角是珍贵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安神等功效，因其特殊疗效及自身形状特征，犀角作杯最为多见。
黑漆嵌罗钿人物纹酒斗（清代）。边长13.3厘米，高7.5厘米。酒斗内里包银，外壁施黑漆，四面装饰嵌螺钿山水人物。螺钿是镶嵌工艺的一种，将贝壳螺片磨制成片，根据需要裁刻并粘贴镶嵌在器物表面组成图案。
竹雕童子牧牛（清代）。具有浓郁的田园情趣，以竹节作牛腹和牛背，圆雕出童子牧牛的生动情景。牧童表情欢快手攀牛角，赤足蹬牛鼻，欲上牛背；老牛俯首驻足，憨厚敦实，壮硕有力。
玻璃内画“周乐元”款通景山水纹鼻烟壶（清代）。高5.4厘米，长3.1厘米，宽2.1厘米，口径1.5厘米。内侧一面画有通景山水图，以简洁笔法勾勒出人物、村庄以及远处的山峦。题款“法石谷笔意周乐元作”，下有朱印“元”。周乐元是京派内画艺术大师，与马少宣、叶仲三并称中国内画壶艺术三大巨匠。
玻璃内画“富贵堂皇花中之王”款鼻烟壶（清代）。高6.7厘米，长4.6厘米，宽1.8厘米，口径1.7厘米。器壁内侧一面画牡丹、翠鸟图，题款“富贵堂皇花中之王己丑四月桗木庄先生清玩 周乐元作”，下有朱印“元”；另一面画山水纹，题款“光绪丙戌画于都门为芷馨仁兄大人雅玩家谦持赠”。两侧外壁刻由卷云纹组成的抽象兽面纹。
鼻烟是一种烟草制品，将烟烘烤、去茎、磨粉、发酵并加入香料配制而成，用鼻嗅服。17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后传入中国。内画鼻烟壶运用玻璃、水晶、紫晶等材料制作而成。画师运用特殊的勾笔，从瓶口深入瓶中，反向书写，最终呈现“正面观画”的特点。由于瓶体狭小，需要画师极为专注。
朱三松款松鹤人物笔筒（明代）。文房用具，竹质，圆筒状，底有矮三足。高10厘米，直径11.9厘米。笔筒采用深、浅浮雕和圆雕技法。一文人站在松树下，昂首侧立，手捻胡须，望着左侧两个孩童，身后几台上书册叠放，茶炉燃烧正旺。画面左侧，一个仆童手举托盘站立，另一个站立石上，一手扶枝，一手托碗，仰头观望，喂食松鼠。再往左，岩石留白处刻行草书阴文“戊午秋日三松制”。作者朱三松，字稚征，明代著名工艺家，嘉定人，其祖父、父亲都是竹刻工艺家。作品传世稀少，他说过“决不以草率作品留于人间。”每成一器，往往经年之久。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各藏一件朱三松竹雕笔筒。
创孔海百合（晚三叠世）。距今2.4亿年左右。海百合不是植物，而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棘皮动物，张开的腕像盛开的花朵。
鱼龙生活在恐龙大面积出现的初期阶段，是海洋中的古爬行动物，当时的“海洋霸主”。目前国际上发现的地质时代最早的鱼龙来自巢湖。2011年，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科研人员在巢湖马家山发现了一件独一无二的鱼龙标本。个体虽小，但骨骼沉重，吻部收缩、很短，前肢相对比较大，腕部能像海豹一样弯曲并支撑身体，被命名为柔腕短吻龙。
矿物岩石厅以“精美的石头”为主题，展示各种矿物与岩石，包括常见矿物、宝玉石、观赏石。因为在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看过类似的，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走马观花，没有细致观赏。
碧玺，一种硼硅酸盐结晶体，电气石的工艺品名，是电气石族里达到珠宝级的一个种类，含有铝、铁、镁、钠、锂、钾等化学元素，呈现各式各样的颜色。
玻陨石（产地海南）。全称玻璃陨石，陨石中的一种，是地外物体剧烈撞击地球时熔融后快速凝结的天然玻璃，多呈块状，棕黑色到浅绿色。